公民社會是戰場

一如以往，昨日的幾十萬人遊行，在缺乏適當的領導帶領下，無法逼使政府承諾民主。

雖然失望，但是，想到幾十萬人甘冒颱風上街表達意願，未有死心。

上街固然重要，但如何把昨天的大遊行，化為擴大本土民主的動力，不只是每年一度的嘉年華？充權，而不是去權？

去年的反國教運動，之所以政府有限讓步，其中一個原因，是害怕運動催生數以千計的校友組，這些公民社會團體，透過網絡聯繫，足以抗衡建制派扶植的組織。

民主，在政制上是反獨裁的安排，在社區上是社群的生活實踐。

呼籲大家，鼓勵身邊的朋友，就著自己的能力和喜好，今天起就盡量參與獨立工會、行業組織、教會團體、學校組織、社區團體等，把民主落實到生活去。

也防止建制力量逐點逐點的蠶蝕這些自主空間，隱性殖民。

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民主就是民生。自下而上的公民直接監督，影響所有政策的執行。在自己的崗位上，每個人身體力行、自我培力、蓄勢待發；不久的將來，我們會再次一同回到人民廣場，重奪政府。

公共空間是戰場；公民社會更是戰場。

工匠精神

內子催促下，今天終於與她到百老匯電影中心看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尋找隱世巨聲》(Searching for Sugar Man)。 電影講述在底特律酒吧唱歌的美國少數族裔人士 Sixto Rodriguez，1970年代早期灌錄的兩張零銷量唱片，如何輾轉流落到南非，啟發當地的音樂人投身反種族隔離運動。不知道擁有數以十萬計聽翻版的南 非歌迷 、三十年來不名一文的他， 甚至傳出失業後在酒吧自焚的悲慘結局......

本來以為是像 Eva Cassidy 般懷才不遇的英年早逝故事。Eva Cassidy 生於華盛頓，也是酒廊歌手，1996年患癌逝世，享年33歲，生前翻唱的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死後五年在英國某電台播出後一鳴驚人，才「回到」美國走紅。

有人經過多年找尋Rodriguez的逸事，無意中發現原來他仍然在生，一直住在底特律。曾在大學唸哲學的他，為生活從事地盤工作，育有三名女兒，每天與貧窮掙扎。被找到時，已經年近六十。看他彈唱結他時，長年累月的操勞，在幹活的手臉上，留下鮮明的印記。

雖 然電影的主調子是傷感的，但有許多供人細味的訊息。例如Rodriguez的建築地盤同工，說他如何認真地、隆重其事地從事挖掘工作 (他會「盛裝挖掘」！)。又例如其中一幕，訪問近七十歲的主角，問「本應」一早大紅大紫的他，幾十年來在美國寂寂無名，有什麼感覺？Rodriguez 沒有怪罪任何人，知道有大量知音人後也沒有亢奮，娓娓道來，覺得當時錄了唱片，已經達成了自己最初定下的目標，感覺很好，認為不是人人可以出名之類。

看到這裡，不禁肅然起敬。

向所有不計較別人的眼光和評價，但求專注、深入其中、盡力把東西做到最好，然後欣賞和滿足自己在這世界上的產品或勞動的人，向這些我叫做富有工匠精神的人，致敬。

建構新本土論述

由香港的社會運動史開始，或許可建立不一樣的、厚實的、由下以上的本土論述：
 

2003 年七月一日的五十萬人大遊行、灣仔利東街 (囍帖街)的重建、天星鐘樓和皇后碼頭的拆毁、高鐵工程/菜園村的清拆等事件所激起的保育運動，以至近年的反國教運動等，表示本港新生代力量的冒起及具批判性的新本土意識的出現。

凡具批判性的本土意識，必有文化 (本土身份認同)和政治(市民廣泛參與)的面向。

稍遠點， 當年蘇守忠因為天星小輪加價斗零，在中環天星碼頭絕食抗議， 繼而觸發六六暴動, 可謂香港當代本土抗爭歷史的序幕。之後七十年代蓬勃的居民運動和學生運動等，都有關心本港急切的社會問題、抗議不公的傾向，並有一定的成果。

當然還可以追溯到上世紀20年代因香港經濟和勞動過程的變化 (不只是中國因素) 而催生的香港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

上面的資料有好多，不能盡錄 (例如九四年的天台屋抗爭運動、各年代的環運和婦運等)。 但不知道有沒有人已經整理它們的共通點和特點，嘗試回應本地當前的最新形勢和提供可行出路 (筆者孤陋寡聞)。

社會運動是建立主體，以及形成集體自決意識的過程。此「城」危急存亡之秋，需要解放主體的社群自主意識──畢竟九十年前香港工人的反帝國主義和反殖民主義目標，今天還未達成，帝國殖民者變了中共 (和美帝)。

拋磚引玉，冀有心人完成。

哀藏青

為何自焚的藏人, 年紀可以低到只有十五歲？

經過一段時間，若強勢族群佔據社會上主要的高階位置，而弱勢族群的後代，連基本的謀生自立機會都給剝奪；若族群的區分與經濟和權力的不平等大幅重疊，這便是族群間激烈矛盾的客觀基礎。

當然還有中共的各種文化清洗政策。

對前路感到絕望，感到被邊緣化，這是今日很多西藏年青人憤恨的原因。

五十年前釋廣德法師 (Thich Quang Duc)，為抗議南越政府迫害佛教徒，在西貢自焚時，目擊者都說他整個過程非常安祥和平靜。

現時西藏那些自焚的年青人，他們有些自焚時是走著喊著的。他們帶著極度的痛苦和憤恨離開這個悲慘世界。

想到這裡，很難過。

滑坡謬誤

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口號，第一句永遠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

用今日一些人的講法，這叫族群主義。

筆者不是專門研究文化的，但直覺覺得族群 /民族主義與國族主義，其實應該區分。前者有時會作為受壓迫民族爭取解放的武器；後者則包括優勢民族奪取政權後運用國家機器建立的圖像，作用是合理化支配與壓迫。兩者都有社會建構, 但前者內涵更多植根於社區與歷史，後者則大部份是不合乎事實的想像。

法西斯主義則是國族主義的極致，崇尚用國家暴力去消滅差異。

若上面的區分正確，那些把「要建立民族意識去解殖去自救」, 當成是法西斯主義者的人, 是犯了滑坡謬誤。

三論本土論述的建構

(一)

1997年主權移交，當時「回歸」的大敘述，令社會氣氛近乎窒息，我曾向明報論壇版投稿，指「我們卻要 慎防國族主義淪為本土統治階級塑造政治正確的國民的工具，並把內部殖民和壓迫加以合理化。 」(〈「國慶」日的另類空間〉，1997或1998年10月1日 [不肯定日期])。

可惜我當時沒有足夠的膽量和證據，去嚴正指出主權移交就是香港進入新殖民地時代的開始；只好和一些有同樣想法的朋友，在政治正確的氛圍下，繼續納悶。

但是，中共在梁振英上台的前和後，赤裸裸地露出對香港實施殖民統治的充份打算，例如國民教育、新界東北發展、高鐵、選舉種票和港式人口政策等，這些很多網民都已經提過。連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都終於承認，香港正「西藏化」(《壹周刊》，2012年9月27日)。

現在可能有更多的本土論述出現，這是好事，但我認為合格的本土論述，除了階級分析和重建文化身份之外，還應正視中港之間權力的不平等，以保護這個小城的獨特性。

(二)




在新殖民統治的官商勾結政經格局下，無論是求學還是求職，年青人 (特別是低下層) 都親身地感受到近年本地社會機會結構的改變和向上流動機會的減少。若本地年青人的生存和發展空間正在萎縮，任何的本土論述必須對此有所回應。

  
(三)

當年韓農來港反世貿，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不單止是他們的抗爭策略，還有他們的傳統音樂和舞蹈，及當中流露出來的尊嚴和智慧。農民不止反對生計受損，他們要捍衛社區和歷史；而保育生態的生活方式，社群成員理應能參與。

希望近來的本土論爭，能夠加強港人的文化尊嚴和自信，齊來維護和促進家園的人權和自由。

七月一日，人民當家作主

十年之前的七一遊行, 大會的主題是「反對廿三，還政於民」，結果變成同時反對基本廿三條立法與要求董建華下台的五十萬人大遊行，展現了新生代的力量，締造了香港的歷史。結果廿三條草案遭撤回， 董建華因「腳痛」辭職。

梁振英上台後，人權自由不單倒退，連民生都無改善，因為只是地產霸權重新執位，梁所代表的二線地產商和內地官僚資本上場。

今年的七一遊行，民陣的主題是「人民自主，立即普選，佔領中環，蓄勢待發」。

不知會否變成「倒梁‧爭普選」的大遊行？

若倒梁成功，是香港人民自主的勝利，因為將嚴重打擊「幹部治港」，捍衛「一國兩制」。

如果要對抗的對象是具體和明顯的，或者是可以個人化的 (如梁振英所代表的幹部治港), 而動員起來的人數是足夠的, 就看不出為什麼不可以在七一遊行當日直接要求他下台，而反而要為一年後的「佔中」造勢 ──而那個佔中計劃偏偏又有很多令人困惑的地方。

若梁真的下台, 的確, 在現時的不民主政制下，上任的可能是代表舊地產霸權勢力的人也說不定。但是, 今天市民對地產霸權的厭惡和怨恨，比十年前增加了不知多少倍。不想益了舊地產霸權，關鍵不是不喊「倒梁」，而是要把「落台」看成是對民生問題失敗的執政者下場。

若梁振英是在「反梁 反獨裁 爭普選」的叫聲下下台的話, 是直接民權的表現，人民自信和力量會大大加強，會對香港日後所有的民間自救運動，包括民主制度和改善民生，有決定性的影響。

不想再有民主政黨出賣港人, 今天人民就要準備當家作主；畢竟這才是民主的真諦。

本土利益 vs 少數族裔權益

兩位學者碧樺依與陳雲的對談，對思索香港的未來，有重要意義，值得一看。

如果香港應該是一個尊重多元文化的社會，那麼所謂本土利益，與少數族裔權益，是否必然衝突？先清楚界定香港的公民資格 (現時是含糊的)，然後以平等機會的原則去合理分配資源 (包括落實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可以嗎？

至於本土運動會否只追求「短視的、自私的物質利益」、「與普世價值有牴觸」，則視乎這些運動本身，有沒有鼓勵市民的直接參與，過程又能否提昇參與者的視野，例如明白到官商勾結的政經體制和其象徵物，是改變資源分配不義和社會排斥的最大障礙。這種追尋裡面已隱含了自由、平等和民主等普世價值矣。

面對中共殖民的威脅，保存守護香港某些社區和傳統，變得比過往任何時間都重要；但對本港內部各種的支配與剝削保持著批判性態度，想望各個族裔能在平等的政治經濟基礎上保存各自的差異，在這個警覺下提倡的集體自主和解放，等待我們去逐步實現。

參考資料：[評台‧公共對談] 何雪瑩、林緻茵：何謂香港人？ 陳雲vs碧樺依

自由戰士悼六四

向烈士紀念碑獻花後，留低仔女老婆在維園，獨自到尖沙咀文化中心集會，想了解一些年青人的想法。期間遇上傾盆大雨。廿分鐘後雨稍弱，見仍有數百名市民參加，果然大部份是年青人，但也有尊敬的鍾老先生和鍾老太等長者。

這裡沒有什麼佈置和音樂，揚聲器音量好細，多數時間都是市民自由發言。滂陀大雨，最初有點悲淒；但雨後稍涼，反而讓人專注聆聽。

市民把蠟燭圍滿自由戰士雕塑後，主辦人宣佈集會結束，但過百名市民仍然留低，自行分成幾個人群討論，討論氣氛很熱烈，話題圍繞著香港歷史、中共本質、支聯會問題、香港人身份，民主黨與香港選舉制度、佔領中環問題、香港前途等。

(希望女士們可以多些發言，不要大部份是男士的聲音。)

很多沒有參與討論的市民，靜靜地企在一旁, 或單獨一人，或三五成群，良久不捨得離開。



還有一些市民自發用各種工具清除蠟跡，五毛 (硬幣) 終於有用。

在這個無政黨的集會，所有活動好像雜亂無章，當然可以辦得好些；聯繫著各個心靈的，僅靠對六四死難者的哀悼，及對此城未來的共同關注，相信已經足夠。因為當日的屠夫政權，今天正壓在眾人頭上。

在這裡，我看到很多意志，蠢蠢欲動。



後記：當晚在尖沙咀文化中心旁的悼念集會，大部份出席的都是年青人和中年人，長者不多。我曾與其中兩位老夫婦傾談，問他們為什麼不同意支聯會原先的「愛國」主題，男的有些激動，說：「中國早就亡國了，如果我們還有國去愛，這個國叫做中華民國，不是共產黨統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據李怡先生6月8日在《蘋果日報》的社論，他們心目中的民主中國，目前在台灣。

悼念六四，是為了反抗壓迫

二十四年前六月四日的凌晨，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屠城。通宵追看著電視新聞的我，大清早打電話給當時的女朋友，哭訴：「個班人無人性，我要遊行！」

想不到那年的事件，影響著當時剛剛預科畢業的小伙子，日後幾乎所有的重要抉擇。之後更一度積極參與社運，直到有了小朋友為止。

沒有六四，就沒有今天的我。

支聯會過往的六四燭光晚會，我每年都有去，甚至有孩子後，每年都帶他們入場。除了想與數以萬計的心靈，一起聲討獨裁政權外，還渴望與整整一年沒有見過的朋友相聚。

我卻是最早表示不去今年支記集會的人士之一，本來只打算自行悼念。推動我每年的堅持，從來不是什麼國民身份認同，而是人類基本的正義感和良知。我愛很多中華文化的東西；見到社會不公義，會開解自己：「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各方面發展不如意，會安慰自己：「不得志則獨行其道」。但同時認為，「愛國主義竟然容許一個獨裁政權，收回遠較其自由的城市」，是何等的荒謬。

許多尊敬的前輩和朋友都很愛國，他們的生命歷程與我不同，我不會挑戰他們的身份認同，也不想他們傷心。但如果主辦悼念六四活動的單位，今天開宗明義要我對某國族有身份認同，我必須表示反對，因為想對自己忠誠，我就是我，更不想被理解為「愛國」，成為政權或政黨的籌碼。

愛國愛民，頂多是支聯會精神，不是香港精神。今年悼念六四活動的主題，提倡「愛國」，引致許多同樣關心中國人權、但有不同人生經歷的人，互相質疑對方的身份認同，實在使人十分遺憾。

據說，支記已「取消」了「愛國主題」(但沒有撤回)。但明晚是否去維園，我仍然有少許猶豫。如果各位明晚在維園見到我，只表示我的到來，是為了反對一直反對的中共壓迫和殖民，因為二十四年前用坦克車和開花彈殘殺學生、工人和市民的屠夫，二十四年以來扭曲無數生命的暴政，同樣是今天意圖剝奪港人自由自主權利的元凶。

我在故我思

某個關於佔領中環的論壇過後，與兩位相識多年的朋友共膳，他們一位是倫理學者，另一位是托洛斯基主義者。兩位年紀只比我稍大，其修養卻是我長年學習的對象。席間，對近年本地所謂大中華派和本土派的爭論，我們分享了一些個人觀察。

我們同意這些爭論的背後，部份可能其實是港人面對「我是誰？」的終極問題。

以 我自己為例，八九六四事件發生後，當時我這位中學剛畢業的數科生，才開始想去認真認識中國哲學思想。第一本看的書，是「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先生的《人 生之體驗》(1946年)。唐先生解釋「主體性的真理」與「客觀性的真理」的分別，令我嘆為觀止，甚至成為日後待人接物的指引。

可 是，雖然我認為中華文化博大精深 (而我只是略懂皮毛)，由於自己的成長背景和經歷，在身份認同上，可百分百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填報網上表格或到外國旅遊公幹，申報的國籍必是「香港」﹞， 與兩位生於60年代並於80年代參與社會運動的朋友顯著有別 。當然除這種世代分別之外，也有其他個人、家庭和社會因素，在在影響著各自對這個世界的詮釋和感知。

可能由於這種生命歷程的差異，使我們對不同派別的思想，有不同﹝甚至近乎「先驗」﹞的接納傾向。

整個討論最令人感動的地方，是朋友不會因我部份好像離經叛道的觀點，對我橫加批斥，反而不斷表示理解和體諒；讓最長氣的我，不好意思。

由於自我觀與世界觀的不同，我們可能永遠不能令對方完全採納自己的視角，但在平等融和的交流過程中，各人均超越了自己過往的一些盲點、定見和框框，對自己的存在有更深入的反省和掌握，有望開展人生更多的可能性；比簡單問「誰駁到了誰？」的二元對立問題，有意義得多。

「全民制憲」 修改基本法

剛 才在CCTVB 的新聞檔案節目，赫然見到故友吳恭劭先生的影像，腦海中浮現當日他在伊院病房彌留之際的樣子。短短廿九年飽受病魔折磨的一生，他竭力參與本港的民主運動， 例如97年的「人權陣線」和99年的「民主二千」聯席等。他是首位因「塗污」五星旗和區旗而被定罪的香港市民 (《98吳恭劭案》)，又曾在特首施政報告答問大會時喊口號打斷董建華的發言﹐被判藐視立法會而入獄。96年時他與劉山青成立「全民制憲學會」，提出以全 民公決取代反民主的《基本法》的進步主張。以下是99年3月22日他代表該組織提交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的文件，呼籲設立港人制憲大會，負責基本法的重訂 事務。

在此懷念這位於2001年英年早逝的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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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2)1519/98-99(01)號文件
(下載自 http://www.legco.gov.hk/yr98-99/chinese/panels/ca/papers/p1519c01.pdf)

致：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由： 全民制憲學會
就有關修訂基本法第 159 條的建議

（ 一） 對基本法第159 條的批判：
1. 修改基本法需經2/3 的港區人大、2/3 的立法會議員及行政長官的認可才能提出修訂，這樣苛刻的條件無法反映港人的民意，實際上只有中共才有條件運用修改基本法的權利。

2. 目前行政長官、立法會、港區人大及全國人大常委皆非由普選產生，缺乏認受性， 不宜擔當修改基本法的重任。

（ 二） 我們認為，修改基本法的權力，應歸由港人選舉的代表及港人本身所有，因此我們建議：
1. 設立制憲大會，成員全部由直接普選產生。制憲大會負責基本法的重訂事務。大會通過的法案，需逐條交予全港市民以公決的方式認可（ 例如：過半數通過或2/3 人數通過） 。

2. 確認「民間制憲」的權力：立法規定，任何獲得一定百分比人數聯署的修改基本法議案（ 美國加州的例子是5%） ， 可交制憲大會表決。如果該議案的聯署人數所佔的百分比超過某一程度（ 美國加州的例子是8%） ， 該議案可直接交由全港市民逐條公決。

3. 基本法所有條文，必須逐條經過全民公決的方式認可方為有效。經公決認可的條文，香港政府必須遵守及執行，中共政府、全國人大常委均無權反對和干預。

4. 除了上文建議的機制之外，任何機關（ 不論是香港還是大陸）都不可擁有對基本法的修改權。

（ 三） 由於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皆非由普選產生，儘管取得修改基本法之全權，免除了中共專制關卡對修憲程序的阻撓，但特首及立法會的反民主本質，必然窒礙將來普選法 的通過和落實。反之，如將基本法的修改權歸予全民直選的港人制憲大會及全港市民（ 通過「民間制憲」的聯署程序）所有，那就算在只容修改一條基本法第159 條的情況下，香港的政制民主化亦可得到大幅度的進展。

（ 四） 制憲大會不是執政機關，職責只限於制定屬於憲制性法典的基本法，沒有行政權力，故地位超然於現政權之外。因此成立制憲大會並非架床疊屋的措施， 而是有其實際的存在意義。

全民制憲學會　上
28-2-1999
聯絡： 吳恭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