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 26, 2016

上不了大學,人生就沒有意義? ─ 社會結構的觀點

(原載《立場新聞》)

(本文是筆者於一座談會的講詞,座談會主題是「上不了大學,人生就沒有意義?」)
報載有擁有三個碩士學位的老師,長期找不到穩定教學職位,看不開而自殺身亡,使人難過。
高學歷未必能學以致用,我在上一篇文章 (註1)已有提及。近年不少論者已指出,香港的經濟發展模式,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火車頭過份倚重帶有壟斷性質的金融地產行業,而2003年起以招待內地旅客為主的旅遊業 (自由行) 的過度擴張,更排擠了其他本土經濟的可能性。

就業收入差距擴大
伴隨著產業的狹窄化(註2),是就業收入差距擴大。根據統計處人口普查資料,以十等分組別工作人口劃分,最低組別的主要職業收入佔總職業收入的百分比,由2001年的1.8%下降至2011年的1.7%,同期最高組別的職業收入佔總職業收入的百分比,則由39.6%增加至40.3%。事實上,除了第九和第十(最高)兩個組別的收入份額增加外,其餘八個組別 (即80%的工作人口) 職業收入佔總體份額,十年之間均減少。
就業收入兩極化之外,就是向上流動 / 脫貧途徑漸趨單一。在筆者成長的八十年代,當時只有兩間大學,雖然眾多上不到大學的預科同學會感到可惜,但當時向上社會流動的途徑,除了透過獲取大學學位外,還可以透過修讀職業文憑、累積工作經驗 (如隨年資晉升)和儲蓄創業等多種方法。可是到今天,由於非專業職位的環境或出路往往被人以為欠佳 (創業的機會又給高租金蠶食),縱使持有高學歷往往風光不再 (專業職位都要面對僱傭關係彈性化如合約制的威脅,持有大學學位但入不到專業職位者大有人在),獲取大學學位成為許多人心目中「唯一」的向上流動途徑。
擁有不同資源(財政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的階層,在面對轉變了的機會結構時,往往會有不同的回應策略: 低收入家庭無法在學習資源上與高收入家庭競爭,子女十二歲獲中學派位時已知必須付出多倍的努力才能勝出學位競賽。筆者的一名學生,父親是清潔工人,便經常提醒他要考上大學,擺脫貧窮的延續,家人長年的期望令他深感壓力。至於中產家庭的家長,不少本身一樣對未來職業保障的不確定深感焦慮,希望子女能夠由幼稚園或小學開始便進入名校,認為對日後獲到行政和專業職位的入場卷較有保證,所以子女自幼的時間表便密麻麻的擠滿語文班和興趣班,希望參加名校面試時能脫穎而出。

教育的異化
在就業收入差距擴大和向上流動途徑單一化的夾擊下,很大程度上產生了今天的教育異化問題。以前的人說,讀書本為「求知識、學做人」;但今天本來應該充滿喜悅的教學過程、本來應促進個人成長、自我探索和社群合作的學校生活,被「學位決定終生」的偏頗說法嚴重地扭曲。「讀書」由能使人感充實滿足的內在價值,往往淪為只有工具價值──「讀書只為入大學」、「求學只為求分數」。難怪有老師說,有學生只關心考試範圍的課程內容,甚至很少自發看課外讀物;除了因為功課太多沒有空餘時間外,恐怕也是因為自小到大,參與讀書和課外活動的內在動機已給「分數」這類外在誘因大大地削弱了。
但教育局並沒有採取有效措施減少學生的壓力,反而TSA結果成為教育局向學校施壓的藉口,不必要地增加了對學生的機械式操練。而校本評核更會在2018-19年擴闊至包括科技生活、視覺藝術、文學甚至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今人擔心這些本來蠻有意義的生活面向,在繁複的評核要求下又會遭磨平變質。

意義來自體驗
若某人獨處時,沒有影音設備、垃圾食物和感性消費,便覺無聊鬱悶,其實是存在的空虛、精神生命萎靡不振的徵狀,那他無論學歷多高,生命的開展恐怕也是不足夠的。當然,每個人的興趣、才能、性格、價值觀都不一樣,所以不能照搬別人的「人生意義」;但是一般來說,意義的來源包括以下幾項,都與人生的體驗有關:
  • 真摰的投入生活 (投入有收入的工作、義務工作(如社區關懷、環境保育、社會行動等)、家庭照顧工作、讀書和培訓等);
  • 見識到宇宙的浩瀚 (理性認知);
  • 讚嘆自然的美麗 (藝術欣賞和創造);
  • 感受到親朋的愛 (道德感通) ;
  • 培養靈性或建立宗教信仰,透過比自我更高層次的存在,探尋生命的意義;
  • 有些人經歷過苦難而領略此生的特別意義。
擁有大學學位,雖然可為追求不同的人生目標時,提供一些資源和機會,但不應是唯一的途徑,更不應壟斷人生的意義。

政策和實務倡議
1. 上文指出,香港愈發嚴重的貧富懸殊是造成芸芸學子沉重壓力的罪魁禍首。政府應該透過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 (特別是就業政策和社會保障政策),讓年青人有多樣化的發展機會。學校方面,應該改善師生比例、加強職業教育、升學就業輔導和意義教育,讓不同才能的年青人皆有選擇。
2. 為了減輕希望繼續升學者的壓力,政府應該增加非聯招的本地名額,以至增加成年人名額等,給希望在人生稍後階段才讀大學的市民,有多次的入讀機會。這樣可大大減少「一試決定」的感覺和壓力。
個人方面,也要有「B計劃」的準備 ,並且挑戰一些僵化的想法,例如為什麼一定要現在讀大學? 先工作幾年,弄清一點自己的價值觀和內心真實目標,才報讀適當的課程可以嗎?
3. 社會 (包括傳媒、學校、家庭和朋友間) 多點宣揚「人生有無窮可能性」的訊息,這些訊息或可幫助有朝處於情緒危機的人,懂得自我開解和向外求援,不致走上絕路。


註 1: 蔡建誠,〈在學年青人的壓力 ── 社會結構的觀點〉,《立場新聞》,2016年3月12日。
註 2: 如從事製造業的就業人數由2001年四十萬大幅減至2011年的十七萬, 減幅達六成; 又如所謂「新四大產業」(「藥房」、「金鋪」、「電子產品」及「化妝品」) 佔領街道和商場等。
參考書目:
Frankl, V. (2006).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An Introduction to Logotherapy. Boston: Beacon Press.
Lyubomirsky, S. (2008). The How of Happiness: A Scientific Approach to Getting the Life You Want. New York: Penguin Press.

3月 12, 2016

在學年青人的壓力 ── 社會結構的觀點

(原載《立場新聞2016/3/12 — 1:13)


旺角教協今晚 (3月11日) 舉辦《如何協助青少年跨過困境》座談會,以下是我今晚的台下發言,講詞略為修飾。

在學院裏,我是教授社會政策的。每個學期同學當展示「副學士」的專題研習時,都幾乎會播放同一個Youtube錄像:錄像裡面有年青少女說:若沒有一個大學學位,就不會有好工。我前後看了這個錄像十多遍。

昨晚,我為幾星期後的課堂備課,翻查了統計處的就業及空缺報告及綜合住戶統計調查報告資料,赫然發現在過去六年,在第三季時專業職位的空缺數字,平均有四千多個,但同期擁有學位程度的失業人士的數字,平均竟達三萬。推測這批求職人士,最後許多會擔任輔助專業人員職位或甚至文員的工作。(其實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趙永佳教授及葉仲茵研究員早前的研究 (《明報》,2014 年 12 月 6 日) 已印證這點。) 這可能是近年副學位畢業生較難找到本來職位有增長、又適合他們學歷技能的輔助專業人員職位的根本原因。

今天剛巧我教授另一科目:人際關係的家庭單元。下課後,我把上述的觀察,向唸高級文憑課程的學生分享,並詢問一下他們對近日年青人自殺的看法──這批同學不少本身也有繼續升學的壓力。他們說,明白就算辛苦進入了大學和讀了學位,也不等於可以學以致用,但若沒有學位,情況「只會更糟」,因為又是「沒有一個大學學位,就不會有好工」。

我追問他們,這樣的想法究竟從何而來?有同學說:「訊息自幼來自四方八面,來自家庭、學校、補習社……,總之,『考不好DSE,你就完蛋』之類」。

我們繼續傾談了一會,大家同意一個看法:除非非專業類工作的環境和前景有所改善,芸芸學子的壓力未必能大幅減輕。而事實上根據上述趙永佳及葉仲茵的研究,非學士學歷的就業年青人的收入,相對於全港工作人口的收入,十年 (2001-2011) 之間有所惡化。

今天台上的講者都是專業人士,有許多寶貴的意見,例如改善親子關係、家庭溝通等,但沒有年青人作為講者,我希望把上述部份年青人的觀點,說給大家考慮。

若果我們的社會,向上社會流動的途徑是如此單一;如果非學士的學歷,繼續被認為沒有出路 (無論是真是假);如果非專業的工作,繼續環境或前景欠佳;那麼,就難以從根本上減少家長(包括工時過長或低收入的家長)的廣泛焦慮,又難保這些焦慮,最後又會轉化到子女的身上。

所以,我同意台上講者的建議,為了減少悲劇,家庭應該改善溝通 (如父母對子女多點同埋心)、傳媒減少渲染、學校增強情緒輔導、升學就業輔導、技能培訓、意義教育、減少評核功課等。同時,政府應該透過經濟政策、就業政策和社會保障政策等,改革造成貧富懸殊的社會結構,為不同興趣和能力的年青人,提供多樣化的發展機會、減少年青人對前景的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