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 22, 2013

我在故我思


某個關於佔領中環的論壇過後,與兩位相識多年的朋友共膳,他們一位是倫理學者,另一位是托洛斯基主義者。兩位年紀只比我稍大,其修養卻是我長年學習的對象。席間,對近年本地所謂大中華派和本土派的爭論,我們分享了一些個人觀察。

我們同意這些爭論的背後,部份可能其實是港人面對「我是誰?」的終極問題。

以 我自己為例,八九六四事件發生後,當時我這位中學剛畢業的數科生,才開始想去認真認識中國哲學思想。第一本看的書,是「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先生的《人 生之體驗》(1946年)。唐先生解釋「主體性的真理」與「客觀性的真理」的分別,令我嘆為觀止,甚至成為日後待人接物的指引。

可 是,雖然我認為中華文化博大精深 (而我只是略懂皮毛),由於自己的成長背景和經歷,在身份認同上,可百分百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填報網上表格或到外國旅遊公幹,申報的國籍必是「香港」﹞, 與兩位生於60年代並於80年代參與社會運動的朋友顯著有別 。當然除這種世代分別之外,也有其他個人、家庭和社會因素,在在影響著各自對這個世界的詮釋和感知。

可能由於這種生命歷程的差異,使我們對不同派別的思想,有不同﹝甚至近乎「先驗」﹞的接納傾向。

整個討論最令人感動的地方,是朋友不會因我部份好像離經叛道的觀點,對我橫加批斥,反而不斷表示理解和體諒;讓最長氣的我,不好意思。

由於自我觀與世界觀的不同,我們可能永遠不能令對方完全採納自己的視角,但在平等融和的交流過程中,各人均超越了自己過往的一些盲點、定見和框框,對自己的存在有更深入的反省和掌握,有望開展人生更多的可能性;比簡單問「誰駁到了誰?」的二元對立問題,有意義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