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故我思

某個關於佔領中環的論壇過後，與兩位相識多年的朋友共膳，他們一位是倫理學者，另一位是托洛斯基主義者。兩位年紀只比我稍大，其修養卻是我長年學習的對象。席間，對近年本地所謂大中華派和本土派的爭論，我們分享了一些個人觀察。

我們同意這些爭論的背後，部份可能其實是港人面對「我是誰？」的終極問題。

以 我自己為例，八九六四事件發生後，當時我這位中學剛畢業的數科生，才開始想去認真認識中國哲學思想。第一本看的書，是「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先生的《人 生之體驗》(1946年)。唐先生解釋「主體性的真理」與「客觀性的真理」的分別，令我嘆為觀止，甚至成為日後待人接物的指引。

可 是，雖然我認為中華文化博大精深 (而我只是略懂皮毛)，由於自己的成長背景和經歷，在身份認同上，可百分百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填報網上表格或到外國旅遊公幹，申報的國籍必是「香港」﹞， 與兩位生於60年代並於80年代參與社會運動的朋友顯著有別 。當然除這種世代分別之外，也有其他個人、家庭和社會因素，在在影響著各自對這個世界的詮釋和感知。

可能由於這種生命歷程的差異，使我們對不同派別的思想，有不同﹝甚至近乎「先驗」﹞的接納傾向。

整個討論最令人感動的地方，是朋友不會因我部份好像離經叛道的觀點，對我橫加批斥，反而不斷表示理解和體諒；讓最長氣的我，不好意思。

由於自我觀與世界觀的不同，我們可能永遠不能令對方完全採納自己的視角，但在平等融和的交流過程中，各人均超越了自己過往的一些盲點、定見和框框，對自己的存在有更深入的反省和掌握，有望開展人生更多的可能性；比簡單問「誰駁到了誰？」的二元對立問題，有意義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