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論本土論述的建構

(一)

1997年主權移交，當時「回歸」的大敘述，令社會氣氛近乎窒息，我曾向明報論壇版投稿，指「我們卻要 慎防國族主義淪為本土統治階級塑造政治正確的國民的工具，並把內部殖民和壓迫加以合理化。 」(〈「國慶」日的另類空間〉，1997或1998年10月1日 [不肯定日期])。

可惜我當時沒有足夠的膽量和證據，去嚴正指出主權移交就是香港進入新殖民地時代的開始；只好和一些有同樣想法的朋友，在政治正確的氛圍下，繼續納悶。

但是，中共在梁振英上台的前和後，赤裸裸地露出對香港實施殖民統治的充份打算，例如國民教育、新界東北發展、高鐵、選舉種票和港式人口政策等，這些很多網民都已經提過。連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都終於承認，香港正「西藏化」(《壹周刊》，2012年9月27日)。

現在可能有更多的本土論述出現，這是好事，但我認為合格的本土論述，除了階級分析和重建文化身份之外，還應正視中港之間權力的不平等，以保護這個小城的獨特性。

(二)




在新殖民統治的官商勾結政經格局下，無論是求學還是求職，年青人 (特別是低下層) 都親身地感受到近年本地社會機會結構的改變和向上流動機會的減少。若本地年青人的生存和發展空間正在萎縮，任何的本土論述必須對此有所回應。

  
(三)

當年韓農來港反世貿，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不單止是他們的抗爭策略，還有他們的傳統音樂和舞蹈，及當中流露出來的尊嚴和智慧。農民不止反對生計受損，他們要捍衛社區和歷史；而保育生態的生活方式，社群成員理應能參與。

希望近來的本土論爭，能夠加強港人的文化尊嚴和自信，齊來維護和促進家園的人權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