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精神

內子催促下，今天終於與她到百老匯電影中心看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尋找隱世巨聲》(Searching for Sugar Man)。 電影講述在底特律酒吧唱歌的美國少數族裔人士 Sixto Rodriguez，1970年代早期灌錄的兩張零銷量唱片，如何輾轉流落到南非，啟發當地的音樂人投身反種族隔離運動。不知道擁有數以十萬計聽翻版的南 非歌迷 、三十年來不名一文的他， 甚至傳出失業後在酒吧自焚的悲慘結局......

本來以為是像 Eva Cassidy 般懷才不遇的英年早逝故事。Eva Cassidy 生於華盛頓，也是酒廊歌手，1996年患癌逝世，享年33歲，生前翻唱的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死後五年在英國某電台播出後一鳴驚人，才「回到」美國走紅。

有人經過多年找尋Rodriguez的逸事，無意中發現原來他仍然在生，一直住在底特律。曾在大學唸哲學的他，為生活從事地盤工作，育有三名女兒，每天與貧窮掙扎。被找到時，已經年近六十。看他彈唱結他時，長年累月的操勞，在幹活的手臉上，留下鮮明的印記。

雖 然電影的主調子是傷感的，但有許多供人細味的訊息。例如Rodriguez的建築地盤同工，說他如何認真地、隆重其事地從事挖掘工作 (他會「盛裝挖掘」！)。又例如其中一幕，訪問近七十歲的主角，問「本應」一早大紅大紫的他，幾十年來在美國寂寂無名，有什麼感覺？Rodriguez 沒有怪罪任何人，知道有大量知音人後也沒有亢奮，娓娓道來，覺得當時錄了唱片，已經達成了自己最初定下的目標，感覺很好，認為不是人人可以出名之類。

看到這裡，不禁肅然起敬。

向所有不計較別人的眼光和評價，但求專注、深入其中、盡力把東西做到最好，然後欣賞和滿足自己在這世界上的產品或勞動的人，向這些我叫做富有工匠精神的人，致敬。

建構新本土論述

由香港的社會運動史開始，或許可建立不一樣的、厚實的、由下以上的本土論述：
 

2003 年七月一日的五十萬人大遊行、灣仔利東街 (囍帖街)的重建、天星鐘樓和皇后碼頭的拆毁、高鐵工程/菜園村的清拆等事件所激起的保育運動，以至近年的反國教運動等，表示本港新生代力量的冒起及具批判性的新本土意識的出現。

凡具批判性的本土意識，必有文化 (本土身份認同)和政治(市民廣泛參與)的面向。

稍遠點， 當年蘇守忠因為天星小輪加價斗零，在中環天星碼頭絕食抗議， 繼而觸發六六暴動, 可謂香港當代本土抗爭歷史的序幕。之後七十年代蓬勃的居民運動和學生運動等，都有關心本港急切的社會問題、抗議不公的傾向，並有一定的成果。

當然還可以追溯到上世紀20年代因香港經濟和勞動過程的變化 (不只是中國因素) 而催生的香港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

上面的資料有好多，不能盡錄 (例如九四年的天台屋抗爭運動、各年代的環運和婦運等)。 但不知道有沒有人已經整理它們的共通點和特點，嘗試回應本地當前的最新形勢和提供可行出路 (筆者孤陋寡聞)。

社會運動是建立主體，以及形成集體自決意識的過程。此「城」危急存亡之秋，需要解放主體的社群自主意識──畢竟九十年前香港工人的反帝國主義和反殖民主義目標，今天還未達成，帝國殖民者變了中共 (和美帝)。

拋磚引玉，冀有心人完成。

哀藏青

為何自焚的藏人, 年紀可以低到只有十五歲？

經過一段時間，若強勢族群佔據社會上主要的高階位置，而弱勢族群的後代，連基本的謀生自立機會都給剝奪；若族群的區分與經濟和權力的不平等大幅重疊，這便是族群間激烈矛盾的客觀基礎。

當然還有中共的各種文化清洗政策。

對前路感到絕望，感到被邊緣化，這是今日很多西藏年青人憤恨的原因。

五十年前釋廣德法師 (Thich Quang Duc)，為抗議南越政府迫害佛教徒，在西貢自焚時，目擊者都說他整個過程非常安祥和平靜。

現時西藏那些自焚的年青人，他們有些自焚時是走著喊著的。他們帶著極度的痛苦和憤恨離開這個悲慘世界。

想到這裡，很難過。

滑坡謬誤

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口號，第一句永遠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

用今日一些人的講法，這叫族群主義。

筆者不是專門研究文化的，但直覺覺得族群 /民族主義與國族主義，其實應該區分。前者有時會作為受壓迫民族爭取解放的武器；後者則包括優勢民族奪取政權後運用國家機器建立的圖像，作用是合理化支配與壓迫。兩者都有社會建構, 但前者內涵更多植根於社區與歷史，後者則大部份是不合乎事實的想像。

法西斯主義則是國族主義的極致，崇尚用國家暴力去消滅差異。

若上面的區分正確，那些把「要建立民族意識去解殖去自救」, 當成是法西斯主義者的人, 是犯了滑坡謬誤。

三論本土論述的建構

(一)

1997年主權移交，當時「回歸」的大敘述，令社會氣氛近乎窒息，我曾向明報論壇版投稿，指「我們卻要 慎防國族主義淪為本土統治階級塑造政治正確的國民的工具，並把內部殖民和壓迫加以合理化。 」(〈「國慶」日的另類空間〉，1997或1998年10月1日 [不肯定日期])。

可惜我當時沒有足夠的膽量和證據，去嚴正指出主權移交就是香港進入新殖民地時代的開始；只好和一些有同樣想法的朋友，在政治正確的氛圍下，繼續納悶。

但是，中共在梁振英上台的前和後，赤裸裸地露出對香港實施殖民統治的充份打算，例如國民教育、新界東北發展、高鐵、選舉種票和港式人口政策等，這些很多網民都已經提過。連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都終於承認，香港正「西藏化」(《壹周刊》，2012年9月27日)。

現在可能有更多的本土論述出現，這是好事，但我認為合格的本土論述，除了階級分析和重建文化身份之外，還應正視中港之間權力的不平等，以保護這個小城的獨特性。

(二)




在新殖民統治的官商勾結政經格局下，無論是求學還是求職，年青人 (特別是低下層) 都親身地感受到近年本地社會機會結構的改變和向上流動機會的減少。若本地年青人的生存和發展空間正在萎縮，任何的本土論述必須對此有所回應。

  
(三)

當年韓農來港反世貿，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不單止是他們的抗爭策略，還有他們的傳統音樂和舞蹈，及當中流露出來的尊嚴和智慧。農民不止反對生計受損，他們要捍衛社區和歷史；而保育生態的生活方式，社群成員理應能參與。

希望近來的本土論爭，能夠加強港人的文化尊嚴和自信，齊來維護和促進家園的人權和自由。

七月一日，人民當家作主

十年之前的七一遊行, 大會的主題是「反對廿三，還政於民」，結果變成同時反對基本廿三條立法與要求董建華下台的五十萬人大遊行，展現了新生代的力量，締造了香港的歷史。結果廿三條草案遭撤回， 董建華因「腳痛」辭職。

梁振英上台後，人權自由不單倒退，連民生都無改善，因為只是地產霸權重新執位，梁所代表的二線地產商和內地官僚資本上場。

今年的七一遊行，民陣的主題是「人民自主，立即普選，佔領中環，蓄勢待發」。

不知會否變成「倒梁‧爭普選」的大遊行？

若倒梁成功，是香港人民自主的勝利，因為將嚴重打擊「幹部治港」，捍衛「一國兩制」。

如果要對抗的對象是具體和明顯的，或者是可以個人化的 (如梁振英所代表的幹部治港), 而動員起來的人數是足夠的, 就看不出為什麼不可以在七一遊行當日直接要求他下台，而反而要為一年後的「佔中」造勢 ──而那個佔中計劃偏偏又有很多令人困惑的地方。

若梁真的下台, 的確, 在現時的不民主政制下，上任的可能是代表舊地產霸權勢力的人也說不定。但是, 今天市民對地產霸權的厭惡和怨恨，比十年前增加了不知多少倍。不想益了舊地產霸權，關鍵不是不喊「倒梁」，而是要把「落台」看成是對民生問題失敗的執政者下場。

若梁振英是在「反梁 反獨裁 爭普選」的叫聲下下台的話, 是直接民權的表現，人民自信和力量會大大加強，會對香港日後所有的民間自救運動，包括民主制度和改善民生，有決定性的影響。

不想再有民主政黨出賣港人, 今天人民就要準備當家作主；畢竟這才是民主的真諦。

本土利益 vs 少數族裔權益

兩位學者碧樺依與陳雲的對談，對思索香港的未來，有重要意義，值得一看。

如果香港應該是一個尊重多元文化的社會，那麼所謂本土利益，與少數族裔權益，是否必然衝突？先清楚界定香港的公民資格 (現時是含糊的)，然後以平等機會的原則去合理分配資源 (包括落實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可以嗎？

至於本土運動會否只追求「短視的、自私的物質利益」、「與普世價值有牴觸」，則視乎這些運動本身，有沒有鼓勵市民的直接參與，過程又能否提昇參與者的視野，例如明白到官商勾結的政經體制和其象徵物，是改變資源分配不義和社會排斥的最大障礙。這種追尋裡面已隱含了自由、平等和民主等普世價值矣。

面對中共殖民的威脅，保存守護香港某些社區和傳統，變得比過往任何時間都重要；但對本港內部各種的支配與剝削保持著批判性態度，想望各個族裔能在平等的政治經濟基礎上保存各自的差異，在這個警覺下提倡的集體自主和解放，等待我們去逐步實現。

參考資料：[評台‧公共對談] 何雪瑩、林緻茵：何謂香港人？ 陳雲vs碧樺依

自由戰士悼六四

向烈士紀念碑獻花後，留低仔女老婆在維園，獨自到尖沙咀文化中心集會，想了解一些年青人的想法。期間遇上傾盆大雨。廿分鐘後雨稍弱，見仍有數百名市民參加，果然大部份是年青人，但也有尊敬的鍾老先生和鍾老太等長者。

這裡沒有什麼佈置和音樂，揚聲器音量好細，多數時間都是市民自由發言。滂陀大雨，最初有點悲淒；但雨後稍涼，反而讓人專注聆聽。

市民把蠟燭圍滿自由戰士雕塑後，主辦人宣佈集會結束，但過百名市民仍然留低，自行分成幾個人群討論，討論氣氛很熱烈，話題圍繞著香港歷史、中共本質、支聯會問題、香港人身份，民主黨與香港選舉制度、佔領中環問題、香港前途等。

(希望女士們可以多些發言，不要大部份是男士的聲音。)

很多沒有參與討論的市民，靜靜地企在一旁, 或單獨一人，或三五成群，良久不捨得離開。



還有一些市民自發用各種工具清除蠟跡，五毛 (硬幣) 終於有用。

在這個無政黨的集會，所有活動好像雜亂無章，當然可以辦得好些；聯繫著各個心靈的，僅靠對六四死難者的哀悼，及對此城未來的共同關注，相信已經足夠。因為當日的屠夫政權，今天正壓在眾人頭上。

在這裡，我看到很多意志，蠢蠢欲動。



後記：當晚在尖沙咀文化中心旁的悼念集會，大部份出席的都是年青人和中年人，長者不多。我曾與其中兩位老夫婦傾談，問他們為什麼不同意支聯會原先的「愛國」主題，男的有些激動，說：「中國早就亡國了，如果我們還有國去愛，這個國叫做中華民國，不是共產黨統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據李怡先生6月8日在《蘋果日報》的社論，他們心目中的民主中國，目前在台灣。

悼念六四，是為了反抗壓迫

二十四年前六月四日的凌晨，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屠城。通宵追看著電視新聞的我，大清早打電話給當時的女朋友，哭訴：「個班人無人性，我要遊行！」

想不到那年的事件，影響著當時剛剛預科畢業的小伙子，日後幾乎所有的重要抉擇。之後更一度積極參與社運，直到有了小朋友為止。

沒有六四，就沒有今天的我。

支聯會過往的六四燭光晚會，我每年都有去，甚至有孩子後，每年都帶他們入場。除了想與數以萬計的心靈，一起聲討獨裁政權外，還渴望與整整一年沒有見過的朋友相聚。

我卻是最早表示不去今年支記集會的人士之一，本來只打算自行悼念。推動我每年的堅持，從來不是什麼國民身份認同，而是人類基本的正義感和良知。我愛很多中華文化的東西；見到社會不公義，會開解自己：「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各方面發展不如意，會安慰自己：「不得志則獨行其道」。但同時認為，「愛國主義竟然容許一個獨裁政權，收回遠較其自由的城市」，是何等的荒謬。

許多尊敬的前輩和朋友都很愛國，他們的生命歷程與我不同，我不會挑戰他們的身份認同，也不想他們傷心。但如果主辦悼念六四活動的單位，今天開宗明義要我對某國族有身份認同，我必須表示反對，因為想對自己忠誠，我就是我，更不想被理解為「愛國」，成為政權或政黨的籌碼。

愛國愛民，頂多是支聯會精神，不是香港精神。今年悼念六四活動的主題，提倡「愛國」，引致許多同樣關心中國人權、但有不同人生經歷的人，互相質疑對方的身份認同，實在使人十分遺憾。

據說，支記已「取消」了「愛國主題」(但沒有撤回)。但明晚是否去維園，我仍然有少許猶豫。如果各位明晚在維園見到我，只表示我的到來，是為了反對一直反對的中共壓迫和殖民，因為二十四年前用坦克車和開花彈殘殺學生、工人和市民的屠夫，二十四年以來扭曲無數生命的暴政，同樣是今天意圖剝奪港人自由自主權利的元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