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新舊移民、反對官商勾結、反對殖民壓迫、建立自主香港

1. 香港基層 (八十歲後、家庭主婦、紮鐵工人、家務助理、中港家庭、長住外傭和其他廣大勞工階層) 都是在高度富裕繁榮的城市背後，為香港這個「神話」，付出血汗辛勞、青春健康、甚至寶貴生命的無名英雄，多年來對香港本土，累計不能幣值化的貢獻，他們能理直氣壯地使用香港資源，不是因為他們幸運，而是因為長年辛勤付出，這是個高貴可敬的理由。

基層市民胼手胝足, 漸漸養成「節約自然和社會資源」、鄙視「不勞而獲和吞食集體勞動成果的人」的心態。

對外來的蝗蟲來說, 蝗蟲行為是生物求生和繁殖本能所必須，沒有道德上的對錯； 但對本地農民來說，蝗蟲侵蝕莊稼，是個巨大的災難。

那些「不勞而獲和吞食集體勞動成果的人」，被比喻為「蝗蟲」(或老鼠、寄生蟲)，鄙視「蝗蟲」成為基層的行為及評價基礎，即基層生存心態的一部份。

2. 香港是移民社會，香港人口包括本港出生、中國內地移入、不同國籍和不同族裔等人。另一方面，香港的本土意識自七十年代開始冒起，「香港人」的身份開始確立，大眾傳媒和植根於本土的社運開始出現。

2003 年七月一日的五十萬人大遊行、灣仔利東街 (囍帖街)的重建、天星鐘樓和皇后碼頭的遷拆、高鐵工程/菜園村清拆等事件的爭論及所激起的保育運動，反映本港新生代力量的冒起及具自我批判的新本土意識 的出現，他們很多人厭惡港式大都會的懨悶發展邏輯，抗議行政主導管治為小圈子經濟利益服務，反對發展主義淹沒社區歷史、破壞社會資本和摧毀平民家園，關注 香港這個高度資本主義、但每天蠶食獨特本土文化和共同回憶的城市，能否享有永續的未來。


3. 近年透過「自由行」、投資移民、專才計劃、雙非生子(即父母雙方均為大陸人)和單程證等方式，大陸人和其後代近乎不受限制地不斷湧入香港。他們部份人的行 為、習慣 和態度，滋擾本地風俗民生，成為本地人的話柄。與較早年開始進入香港底層的大量新移民婦女 (其配偶多是本地男性勞動階層)和兒童 不同，這些大陸人除低收入人士外，還包括國內的城市中產和從貪污腐敗的黨國資本主義大富起來的權貴階級。

本地 的大財團和寡頭壟斷地產商透過官商勾結影響香港政府的政策，強化「自由行」，方便資本累積，撈盡好處；「自由行」加劇租金上漲，逼走小商戶和老舖，連鎖集團商店進佔，令經濟社會生活空間變得更為懨悶和缺乏個性。旅遊業一支獨秀，支配本港零售銷售業。加上大陸防洪排洪的政策, 引致大量熱錢黑錢北來, 再加上西來熱錢， 進一步扯高樓價和租金。

中低階層的本地勞工若非受僱於需求旺盛的經濟部分，最低工資和人工上升抵不住日常生活的消費通脹和租樓置業。

4. 在這些大陸人口當中，有人不用在香港居住, 但可炒賣香港樓宇; 有人不用在香港居住, 可投票種票。 兩者都可滅絕本土; 因為他們不用承擔自己行為的後果。若說什麼「蝗蟲」行為，這些小數害群之馬才配稱「蝗蟲」。

當然，若以「不勞而獲和吞食集體勞動成果的人」去界定「蝗蟲」，本地那班吸盡基層的血汗錢、吞噬社會財富的地產商，和透過官商勾結刮取民脂民膏、吃得肚滿腸肥的大財團 (及依附這些權貴階級的專業人士)，才是蝗蟲之王。

5. 可是，民粹勢力在社會經濟危機時往往引導本土意識走向族群歧視的方向，早年的例子，包括所謂「綜援養懶人」的道德恐慌，以女性為主的單親家庭成為代罪羔 羊； 近年則是關於外傭居留權的爭論，移住傭工被視為純粹生產機器，在在投射出狹隘的本位主義和種族/階級歧視；這些民粹勢力的例子，包括「愛護香港力量」和以 葉劉淑儀為首的「新民黨」。

6. 有些人擔心，「蝗蟲」這個情緒字詞或有關的想像，會造成對所有大陸人的仇恨，引導本土意識走向族群歧視的方向，甚至牽連單非家庭 (即父母其中一方為香港人，另一方為大陸人) 和新移民。

7. 另一方面，在西藏和新彊, 整個漢族的湧入和集體行為已大幅度地把當地的文化價值和歷史文物連根拔起；這是每日對當地本土和人民進行著的殖民主義。

有些人 (例如專欄作家陳雲) 開始擔心這些不受限制不斷湧入香港的大陸熱錢和大陸人，加上本港的語文教育、國民教育、高鐵工程、旅遊業、珠江口宜居灣區規劃等政策，他們認為這是一種經精心策劃的文化侵略和殖民壓迫。

8. 香港的部份激進左翼人士，把批判的焦點放在近年在網上或報章傳媒流行的蝗蟲論，卻忽略本地基層的生存心態 ── 把他們的不公平的感覺，看作是對政經現象本質或自我的錯誤理解的假意識 ，也忽略本土可能面對的殖民壓迫 (不自覺的大漢沙文主義或文化民族主義)。他們不願去觸碰「公民權」的核心課題: 一個本港各階層各黨派均正熱烈討論和積極介入的話題。

9. 不過也有小部份人士，認同雙非子女有潛質成為香港未來的生力軍, 支持雙非子女和其主要照顧者有條件地在本港逗留，條件是居港七年、接受本地教育 (基礎教育和成人教育)和有正當學業/工作，之後才可申請居港權，但本港公民或其家庭成員有權優先享用公共服務 (緊急個案、有龐大界外效益或基於恩恤原則等情況下例外)。這是從「居港年期」和「家庭團聚權」定義本港公民權和居港權的嘗試，同時適用於是回流港人、 「雙非」子女、新來港人士、移住傭工、「八十後」和八十歲後。

故此，「單非」是港人家庭，享有公民權；移住傭工若住滿七年以香港為家，也應可申請公民權；但不通常居港者就喪失投票權。

他們也要求限制游資進出、限制投機炒賣、限制投資移民、反對中央集權、反對財團壟斷、以民生優先發展社會服務 ，和復興社區經濟等主張。

更有人建議改革充滿歧視和遭受嚴重濫用的丁屋政策。

10. 部份人士批判中港兩地權力集團勾結的同時, 也開始反思疏離本地基層常理世界的左翼論調，到底是拱手把意識形態戰場相讓，讓保守本土勢力奪取本地市民社會的領導權，並助長中共的殖民壓迫；還是有助面 對新本土意識出現的事實, 有助建構進步、民主、自主、保育、有生態和人文承擔的本土論述。

11. 資本流動高度蠶食本土文化，「自由行」又促進資本累積，可見資本可能是「自由行」的最大得益者。但殖民化同時可透過不受控制的外來人口湧入 (例如自由行和人口政策)、有系統的種票 (特別是發動有居留/投票權但非常住當地的人口)、國民教育、語文教育、高鐵、宜居灣等國家權力的行駛進行，這也是今天部份論者恐慌香港本土淍零的主要原 因。我們必須面對「市民 ─ 抵抗 ─ 國家霸權日益矮化/磨滅本土獨特文化/價值/身份」這個事實。

12. 因此，進步左翼人士和本土力量的共同針對目標，應該同時包括資本和國家霸權。

抽空演繹的經濟評論──對最低工資批評的批評

這篇文章初稿五月中時曾投稿香港《蘋果日報》論壇，惜未能刊登；同一個月內該報共出現超過十一篇反對最低工資的社論或評論文章﹝後者由各大學經濟學者撰寫﹞，但未見相反意見文章。該初稿後來於五月廿九日、三十日於《明報》論壇版刊登。

經 過工會及其他民間團體多年來的爭取，及媒體對「可恥工資」個案﹝清潔工月薪低至不足二千五百元﹞的揭發後，行政長官終於宣佈向所有政府部門發出行政指 引，規定政府承辦商須以不低於統計處調查收集的薪金中位數僱用非技術工人。由於新指引並未有法律約束力，並且只局限於政府的外判服務，團體表示將繼續爭取 全港性最低工資的立法。

隨之而來的，卻是在各大報章上排山倒海般反對政府這項所謂「最低工資」的文章。例如一份暢銷報章的社論和評論文章 連日來便不斷重覆主張市場工資反映員工的 生產力，在自由市場僱主相互競爭招聘下，工人根本不可能被「剝削」，反而最低工資將使低技術工人被高技術者取代，失業率在引入最低工資後必然大幅上升云 云。

根據坊間經濟學，工資上升必然導致勞動力需求下降；因此設立最低工資，無疑推高失業率，鐵證如山。實情是否必然如此？經濟合作發展組 織於1998年發表的 就業報告，回顧各國眾多有關最低工資的就業影響的理論文獻和實證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各研究者之間「沒有一致的意見」 (註1)：除非最低工資制定在「某個未有指明的」水平之上﹝相對於平均工資來說﹞，否則有關的負面影響一般都很小，甚至不少研究發現最低工資對就業有輕微 的正面影響。


標準市場模型 抽離演繹推論

那麼，最低工資會否「大幅」推高「低技術」工人 的失業率？先以論者最常提到的青年失業問題為例，英國的全國最低工資法於1999年4月1日起實施，但18 歲至24歲的年青人失業率卻由1998年第四季的12.1%持續下降至去年第四季的10.0%。學者David Card 及 Alan Krueger分析美國加州的個體資料，發現加州1988年七月提高最低工資至$4.25美金後，與其他美國州份比較，青少年的工資上升十個百分點，就業 率反而上升十二個百分點，此項研究已成為勞動經濟學的經典(註2)。

國際勞工局1998及1999年的報告分析多個與青年就業有關的因 素，包括青年人口、最低工資、總合需求等，認為最低工資與青年失業的關係未有定論，視乎 最低工資的水平、勞動市場的結構和各國的制度等，但最低工資若與總合需求比較，後者對解釋青年失業遠為重要﹝註3﹞。至於上面提過的經合組織報告，雖然依 然認為增加最低工資對青少年就業有負面影響，但同時也承認這對解釋各國巨大的青少年就業差異意義不大。

此外，根據英國低工資委員會﹝Low Pay Commission﹞本年三月發表的資料顯示，少數族裔和殘疾人士這兩個一向最飽受低工資困擾的組別，自該國最低工資實施以來，就業率均有輕微的增加。

重 溫個別的個案研究結果，不單是由於教科書式的靜態分析忽略最低工資對宏觀經濟的正面作用──例如工人的購買力改善能帶動各行業的職位增長。Card 及 Krueger研究引來學者的激烈辯論，促使更多理論模型的建構和實證研究，但對後人最大的啟發在於指出不少「自由市場」鼓吹者往往只是從抽象的公式出 發，未必經得起事實的考驗，卻不願意反省充滿局限的主流理論假定。例如該兩位學者對新澤西州、賓夕凡尼亞州及德薩斯州快餐業的研究便發現，低工資的勞動市 場往往是買家市場，僱主很大程度主導著工資的制定，適度地提高法定最低工資不但不會造成大量失業，反而可能因為工資的提高，減低企業的職位空缺與員工流 失。

這類對低工資勞動市場本質的﹝再﹞發現，與新古典經濟學派先驗地假定勞動市場必然藉由完全競爭產生「供求均衡」，可謂大相逕庭。


膜拜市場圖騰 漠視血汗勞工

上 述的研究對香港現時有關最低工資的討論有什麼意義？香港不少時下的所謂「經濟評論」，包括一些經濟學者和其他作家的通俗經濟文章，往往只是執著一個教科 書式的「標準」「自由市場」模型，便抽離地進行演繹推論，除了訴諸流行「常識」外，對具體環境的分析卻付之闕如，對現實市場中一些決定報酬而個人又不能控 制的結構性因素──特別是所擁有的權力多寡──完全忽﹝漠﹞視。

若失業是由不適當的工資水平造成，那為何近年本港低工資工種人工不斷減 少，但低學歷人士就業困難並無改善﹖近年本港的一些社會研究經已指出，九十年代香港 的勞動市場已分裂為核心與邊陲的二元化勞動市場 (註4)。「非工業化」形成的結構性失業固然打碎了前製造業勞工的飯碗，泡沫經濟爆破後的大量失業再拉拔僱主的優勢地位，政府的外判政策和資方的經營策略 又使僱傭關係愈趨彈性化，使流入服務業的低學歷工人的職業保障和工作條件每況愈下，「入職」也不再必然是「脫貧」的踏腳石。

在半隔離的低 工資勞動市場裡頭，勞資雙方權力嚴重失衡(註5)，造成資方有大量壓低工人工資的空間，所謂「收入反映個人的技術水平或生產力」論遠離基層民 眾的生活經驗。立法最低工資正正是為了抗衡資方的市場優勢，減少部份無良僱主的剝削，促使所得由資本向貧苦勞工較為公正地再分配。

當然， 香港的勞工團體雖不會像部份經濟學家般跨大最低工資的就業影響，但也不是天真到以為單憑最低工資足以改變所有貧窮家庭的困境。前述的一些英國弱勢組 別在最低工資實施後就業率沒有顯著減少，除了溫和的最低工資水平刺激企業提高生產力﹝如增加對工人的培訓、工人的士氣改善等﹞能抵消增加的成本外，英國政 府亦對長期失業人士採取積極的就業措施，例如津助就業、職位保證、平等機會政策、職業培訓等。在勞資雙方權力懸殊的情況下，設法稍為減輕就業貧窮，只是政 府責無旁貸的第一步，稍後還需要其他勞工法例的改善、職位創造政策和全民性社會保障制度的配合，才能根本地扭轉弱勢社群的不利處境。然而，若不先行立法阻 止低工資工種人工無止境下滑、不是把低薪勞工家庭推入綜援網﹝用公帑補貼私人企業僱主﹞(註 6)，就是讓持續惡化的貧富差距為社會衝突埋下計時炸彈

當 全世界已有超過八十個國家確認最低工資國際公約或設立不同模式的最低工資制度的時候，難道香港人不能堅持一點點起碼的道德標準，仍要任由無形之手製造可 恥的工資水平？本港的血汗勞工的現象有增無減，我們現在是時候放下對自由放任市場圖騰的盲目膜拜，通過真正平等的社會對話開展適合香港的最低工資模式的討 論。


註：
1. OECD, 1998, Employment Outlook, OECD, Paris, p.31.
2. Card, D. and Krueger, A. B., 1995, Myth and Measurement: The New Economics of the Minimum Wa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Card 及 Krueger 的研究主要限制在於調查時間離法例修訂太近，不過他們的貢獻在於把「僱主的市場力量」這個備受忽略的議題重新放回最低工資的議程，下詳。
3. Ghellab, Y., 1998, "Minimum Wages and Youth Unemployment", Labour Law and Labour Relations Branch, Action Programme on Youth Unemployment, Labour Law and Labour Relations Branch,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Papers 26, Geneva; 及ILO, 1999, "Employing Youth: Promoting employment-intensive growth", Report for the Interregional Symposium on Strategies to Combat Youth Unemployment and Marginalization, 13-14 December 1999, Geneva.
4. 例如：黃洪、李劍明，2001，困局、排斥與出路：香港「邊緣勞工」質性研究，香港樂施會。
5. 有關原因包括：缺乏就業機會﹝如工廠北移、年齡歧視﹞、地域流動受阻﹝如婦女往往須兼顧家庭照顧工作﹞、資訊缺乏、搜查成本高昂、家人挨餓、工會又無權集體談判......
6. 《成報》，「基層空缺雖增人工僅三四千 低薪領綜援個案續增」，2004年6月7日，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