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土」?

我從來不反對人投白票的。N年前，我也和一些社運朋友，發起投白票行動，抗議鳥籠民主 (後來變成光豬六壯士，朋友們記得嗎? :-) ) 我認為投白票是一種權利，是一種意願的表達，是值得尊重的選擇。 只是我不明白，為何投對家、呼籲選民投建制派，會叫做「焦土」? 「焦土」在這裡的意思是什麼？想起什麼作用? 有什麼案例支持這是可行的? (主張「焦土」的人明顯想達至某些後果，所以他們的手段與目的，是否配合、是否合乎比例、會否產生非立意的不良後果，應該受到檢視。) 或許時代變了。或許我已out 了。我還是專心做現在的工作，不理政治比較好。

李卓人先生

臨危受命，結果還是輸了。和上次一樣，他即時的反應是沒有怪責任何人，只叫泛民反求諸己。 有些不熟悉他的人，叫他做「大中華」、「老泛民」、「左」。 他參與勞工運動數十年，立場當然向左，但他是左翼的左，不是土共的「左」。 說他「老」的人，根本是再複製年齡主義，忘記了自己有天甚至現在也是年齡歧視的受害者。 如果歷史可以番轉頭，我很想勸他不要擔任兩邊不討好的支聯會主席，雖然私下他會告訴你他的無奈。 如果曾經與他共事多年，會知道他是一個很包容、沒有架子的謙謙君子。傳媒前的公眾形象與現實生活上，是載然不同的兩個人。 李卓人先生，感激你為香港的工運、民運多年以來的努力。希望你再次投入你最投入的工運，運用你的經驗，讓香港的獨立工會運動發光發熱。

助選

傍晚在青山道幫手拉票時，身旁本來有個大聲公重覆播放宣傳聲帶的，但有個疑似對家陣營的支持者/衰人走來把大聲公弄壞了。剛好我今早因為要帶導賞團，身上掛有個小型揚聲器，便索性自行嗌咪。 其實我喜歡親自嗌咪，多過播錄音的。

焦土

投票是個人意願的表達；是否投白票，這是個人的選擇。但請不要偷換概念，叫這做焦土策略。焦土策略係破壞對敵方有用的資源，唔係比敵人資源。搞清個定義先得唔得。如果以為建制派壟斷議會，香港便可以置之死地而後生，我認為太過天真。

情志病

西醫傾向認為精神病就是腦部的疾病。中醫則認為過於激烈或持久的情緒，與臟腑的功能失調互為因果。許多人都不知道，中醫醫治情志病已經有二千年歷史。舉例來說，今天本港某個街市裡的一位老中醫，可能正以中藥治療一位經常唉聲歎氣的長者的肝鬱脾虛。附圖是筆者家中的一些藏書。 當然，中藥雖然可以用來調理生理機能，減少積病成鬱；心病還需心藥醫 。

中銀新鈔票

金融中心就係數字人生，地質公園快陸沉；女鬼唱戲曲，飲茶唔見人。中銀新鈔票設計寓意精深。

《共同家園》

(爆粗，慎入) 呢首啲unlike多到要取消咗like、 unlike 統計同埋留言功能嘅歌, 我個人認為其實本來幾好聽， 連林峯都唱得唔差。但說唱歌詞講「歡迎來到大灣區......大家心照，大灣區簡直同一個心跳」，簡直倒扣二百分，隔夜飯都想嘔埋出嚟。 你大陸有人權自由法治, 就唔駛咁多維權人士失踪、唔駛咁多人同資本外逃。你大陸有人權自由法治, 好多香港人會唔怕同你中港融合，唔駛搞埋啲乜Q肉麻骨痺嘅國民教育同hard sell。屌，你乜能都無呀嘛。吹乜能嘢啫。

世界盃

看世界盃，會有好多唏噓：如果那一球入了，結局會否一樣? 如果不犯那一個錯誤，結局會否不一樣? 可惜發生了的事，沒有如果，而且球員生涯短暫。看到很多好球員，下屆可能再無緣參賽，帶著遺憾離開。似人生。傷感。

C朗

葡萄牙對西班牙，C朗最尾一球罰球入網，技術上固然無懈可擊。難度更高的是，當時離完場只有兩分鐘，葡萄牙仍然以一球落後，應該沒有下次反擊機會。螢幕上可見，C朗不只精神高度集中，還不斷深呼吸，處理當時龐大的壓力。 據聞他在日常飲食和鍛鍊上，仍比很多較年輕的隊友節制，身體年齡比實際年齡年輕十年，以絕佳的體能連續參加四屆世界盃，並且每屆有入球。 天賦才華，還要加上後天的勤力和良好的心理質素，才能成功。

《中國梵高》

電影《中國梵高》，講深圳大芬油畫村的故事。

原來最初有香港商人於大陸所謂「改革開放」初期，在原本數百人的小村設置生產工場，僱用村民複製著名西洋名畫，例如達文西的《蒙娜麗莎》、梵高的《向日葵》和《星夜》等，並外銷到歐美各地。後來這地方就「發展」起來。

二十多年後這裡有許多流水作業式的工場，總共僱用了數以千計的畫工/畫師。單是一間小規模山寨式的，十多個人一次過就要應付要複製數百張不同名畫的外國訂單。這些「複製」工序，不是簡單的用機器印製，而是為了有梵高油畫風格的獨特厚重質感，要求工人跟住照片以人手一筆一筆地用油彩畫成 (電影並無提及噴繪等其他技術)，所以說是「臨摹」或「抄襲」也可。

大部份時間， 畫工都是赤著上身，工作、吃飯、睡覺都在同一個又熱又焗又窄的地方。在日以繼夜的練習和模仿下，能夠以驚人的速度──工人每人每天要畫好幾張共十多小時──畫出與原作幾近相同的油畫。

(含劇透)

片子主要圍繞其中兩個山寨油畫工場的師傅與學徒 (實際工作時，有點似地盤科文/判頭與工人的關係) 的故事。其中一幕，有徒弟畫了梵高的自畫像多遍，都給師傅批評為不合比例，徒弟氣到把筆丟落地上拒絕再畫。師傅說若不畫就要回鄉下耕田，徒弟唯有死死地氣的再來，反映農村的貧困和被迫接受這些艱苦工作的無奈。

電影高潮一幕，講其中一個師傅，他小時家貧，初中未畢業，後來為生計模仿梵高的畫二十年，可以用幾十分鐘的時間完成一幅《星空下的咖啡座》。收過不少徒弟、已經是包工頭的他，可從未親眼見過梵高的真跡。雖然因機票太貴遭妻子反對，還是決定接受客戶的邀請到荷蘭博物館「朝聖」。

可是他落機後震撼地發現，自己工場生產的畫，原來給全數採購的商人以貴超過十倍的價錢在專做遊客生意的店子出售 ；雖然他自稱畫了數以萬計梵高的畫，可是比不上一幅博物館真品的價值，而自己亦從未有過覺得真正屬於自己的作品。

導演多次以近鏡頭捕捉這位畫師/老板的表情，使觀眾感受到他對梵高的尊崇和深層的自卑。回國後，他想試試用熟悉的技巧，走出自己的創作道路：他要畫他的老村子、他最錫的祖母、他的工場眾人情景......當然還因為新的經濟形勢 (註)。但有女徒弟擔心，她最終會與梵高一樣，生前沒有獲得應有的尊重......

這是一套關於中國城鄉差距、貧窮與剝削和公平貿易的電影。這更是一套關於現實與藝術的電影。值得一看。

(註: 網上有資料指大芬村在2008年金融海嘯後歐美市場需求減少，逐漸「轉型」以內銷供室内裝潢為主；但電影只輕輕帶過。)

六四晚會

剛剛過了不久的一個收生日，有位勇敢的中學生在大組中問我：點解你當日會揀讀社工?

我說：中學會考時我最好的科目就是電腦，本來想完成系統分析的學位，而當時大專的電腦系都很吃香。但當年發生了八九六四事件，影響了很多人的想法：我們要問自己想做什麼? 想如何生活下去? 我入讀了學位課程後，忽然覺得想做一些助人的行業。後來中途退學，去了另一間學院讀社工課程。

這是我與八九六四的第一個聯繫： 和許多香港人一樣，我的道德自我，就是於那一年數次百萬人集會前後慢慢地建立起來的。

第二個聯繫： 每年都有去六四晚會，卻很少會坐定定坐足全場，因為不想聽到部份支聯會常委的聲音，有一年還索性中途離場去了尖沙咀悼念。但這裡卻是我每年重遇一生中遇到最好的人/朋友的地方 (七一也可以，但因為隊伍遊行中，較有難度)。在這裡見到相識的人、打個招呼，此心同、此理同的感覺，很溫暖，也讓我不孤單。

反對一黨專政固然是為何要毋忘六四的最大公因數。至於參與或不參與維園六四晚會的理由，這幾年許多人都提出了許多。

但是對我來說，參與維園的六四晚會，卻因為上述的主體經歷和感情連繫而有另一重私人的意義。感覺是不能強迫產生的，就正如我不會對五星旗有感覺一樣；而事件的意義也只能由每個人主動賦與。這也是我從來不會強求別人 (包括我的學生和兒女) 參與的原因。

當然就算不去支聯會的晚會，今晚在香港任何一角落，其實也不妨想想當年發生的事情。因為當日的屠夫政權，今天仍壓在眾人頭上。

暴動

1967年的香港，由親中共人士發起 (但他們不願再提)，造成51人死亡、802人受傷的事件，才是暴動。

紗布封喉與醫護關係

原載立場新聞

九龍醫院病人「紗布封喉」事故，涉事的醫生罪成被醫務委員會除牌六個月，懲處重過前年護士管理局聆訊的同案護士，事件轟動醫學界，有人發起聯署抗議，短短數天內超過五千名醫生响應 （而全港西醫數目只有萬四人），認為醫委會「脫離現實......使醫生承擔完全超出其能力範圍的責任，亦侮辱了護士的專業」。

昨天新聞整天都報導醫生團體說，護士並不從屬於醫生，因為兩者隸屬於不同職系。但專業地位差距會影響專業之間的權力關係，醫療社會學過去的一些研究結果，也指兩者日常交往裡可能存在主從關係，雖然不一定是指層級架構上的高低。

台灣較早時曾有調查指醫護關係嚴重不平等，例如當地護士認為「經常無故被醫師謾罵，醫師獨大，臨床決策過程只有醫師的意見才是對的，雖然醫師在病患身邊時間很短」（引自黃怡翎， 高有智著（2015）《過勞之島》（台灣職業安全健康連線出版)，第五章）。撇開當中對部份醫師態度的投訴，亦可以看到在當地，醫生與護士在日常工作上仍有傳統上的主導─從屬關係。未知香港有沒有類似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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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醫護關係實際如何，固然可以從一些醫護溝通模式的研究印證。但在今次事件中，主診醫生八次巡房看牌板記錄都發現不到「紗布封喉」，對市民大眾來說似乎匪夷所思。不過今次醫委會判決及其後醫生們的反應，反映了醫委會與醫生對醫護關係有不同的看法。

作為專業自管的獨立法定組織，醫委會認為身為醫生有基本責任防止護士屢次犯錯，「有責任出聲糾正」。這似乎近似於傳統的看法和大眾的印象；但是現時眾多香港醫生認為在醫院裡醫生和護士各有專業自主和職系層級，後者不從屬於前者，前者亦不應指導或監督後者工作。

無論如何，醫管局管理問題多多，肥上瘦下，公立醫院人手嚴重不足，各聯網獲分配資源又不均，為人詬病多年。公立醫院的工作量極繁重、需要合理的專業分工，而隨著醫學模式的轉變、護士教育和專業地位的提高和病人權利意識的提升，醫生護士和醫生病人之間的關係朝向較平等方向發展亦屬合理。但似乎很多市民仍會期望領導團隊的主診醫生負有一些基本責任。

人命攸關，希望是次仍在調查的事件，發展至最終能使公義伸張、使亡者安息，亦不會破壞前線醫生、護士和病人的合作，因為他們有需要共同向醫管局和政府爭取大幅改善香港的公立醫療服務。

撐粵語

根據2016年香港中期人口統計，有88.9%的5歲及以上人口, 慣用交談語言 (指在家中日常交談所用的語言) 是「廣州話」；慣用交談語言是「普通話」或「其他中國方言」的，加起來只有5%。香港立法會的法案辯論大部份是使用廣東話或英語進行的 。廣東話不只是大部份香港人的母語, 更是法定語言！普通話才是方言！

#撐歷史悠久嘅粵語
#撐正體字

「貶粵語」事件的教訓：你如果不馬上強烈抗議，牠們一定會亂來。香港人的權利、本土的文化傳承，只能繼續不斷地通過抗爭去捍衛。

We, Hongkongers, deserve a democracy.

全世界233個國家和地區，香港人口排第104位， 多過許多國家。將出生時的預期壽命、受教育年份和人均總收入綜合計算，香港於全世界排名第12，僅次於美國和加拿大。

香港人其實絕對配有一個高質素的民選政府。

Hong Kong ranks 12th on th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according to the United Nations.

We, Hongkongers, deserve a democracy.

但香港現在卻由一班由小圈子選舉產生、月薪比美國總統的還高但卻每天輪流地指鹿為馬的特首和局長管治。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五一勞動節

五一勞動節, 反地產霸權！

「勞動者被老板掠奪完了，到了領工資的時候，馬上又有資產階級中的另一群人─—地主......等向他們撲來。」(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電腦科技

今日的電腦科技, 無論速度或容量, 都比三十年前進步千倍以上。但大部份人有沒有從勞役中解放出來？還是工時愈來愈長，保障愈來愈少? 原因不是科技未夠進步，而是資源和權力分配不公。用馬克思的說法：這叫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

彈散僱用講師，危害高等教育

(原載《立場新聞》)

理工應用社會科學系裁員事件　四月二十四日公開論壇觀後感

理工大學對待資深社工實習導師，細節被揭露，原來冷酷無情，做法可恥。原來不獲續約的八、九位導師，任教的年資長達18至23年，十三年前經已被同一間大學減薪一半，長期服務金當年又已被強積金對沖了一次。他們當時被降級、減薪、減名義工時後繼續任教，只因為對工作的喜愛和熱情，希望能繼續教出富有特色的理大社工。想不到十三年後，又再成為被開刀的對象。

有與會者指出，事情的遠因，是教資會的撥款政策，誘使資助院校通通「著重排名、輕視教學」，而大學高層在缺乏透明度的決策模式下，進一步把資源側重投放於期望能吸引更多經費的研究中心和名牌「國際級」教授，卻壓縮用在前線教學員工上的開支。財政盈餘達數億元的理工大學，卻連總值區區只有每年百多萬元的實習導師薪酬都要節省，只為把這批資深員工轉成更便宜更零散的人手（甚至會解僱後再聘請同一批人士 ── 薪酬大減之後）。高層人士繼續厚職高薪，前線老師和學生通通成為受害者，難怪有憤怒會眾指這些高層是無良僱主、衣冠禽獸。

筆者也有在台下發言。我指出（下文把講詞略加修飾），除了資助院校多次發生不合理解僱事件外，其實在理論上無須太受教資會壓力的自資院校，都有類似的情況。一個原因是近年自資院校都同樣以削減成本為藉口，引入更多僱傭關係彈散化的措施（Casualization） ，例如除了所謂「兼職」講師（實際上是時薪工、臨時工）和「全職」講師（實際上是合約工）的區分外，把全職講師的合約期愈縮愈短。例如有同事任教了十多年，是同學公認的好老師，更曾取得學院的教學獎，去年改以極短期的一年合約受僱，本學期完結後若不獲更新合約就要黯然離開。這樣的彈散僱用安排，對高層管理人員來說好像毒品一樣會上癮，愈用愈多，解僱員工完全不像以往般需要提供合理理由和補償，掩蓋了背後決策過程的封閉甚至資源分配的不公。

雖然上述種種僱傭關係彈散化是全球現象，外國大學亦不乏例子，但先進地區亦有透過法律等方法嘗試規管企業，講求靈活彈性之餘亦要顧及社會責任。例如歐盟有指令防止固定期限合約（Fixed-term contract）遭濫用，許多國家也有落實立法。又例如筆者畢業的英國雪菲爾大學，也規定學系使用這類僱用合約前，必須證明確有短期需要這樣做，合約員工不應有差別待遇，連續合約的總使用時間一般來說也不得多於四年，然後需轉為長工等。以上目的是防止本應為長期需要的職位，被人連續以短期合約取代，造成對員工的傷害。

反觀香港，對前線大專老師的職業保障闕如（當然對一般打工仔女也同樣如此），結果愈來愈多講師以可恥的僱傭方式受僱，士氣、師生關係甚至教學質素深受影響。大學不著重教育，這是納稅人想見到的嗎？這是學生想見到的嗎？

「印度通過法令：強姦12歲以下女童可判死刑」

某些極度嚴重的罪行，死刑可能才是對應的懲罰，起碼對社會很多人來說。但除此之外，死刑是否能增加阻嚇力，一向沒有充足實證支持，對犯罪時根本失去理智的人更無效，而且可能有反效果。

//印度國立法律大學兒童及法律中心研究員Swagata Raha指出，當地性侵案有94％的犯罪人為親友或熟人，死刑可能令孩子或有關人士不敢出來指證犯罪者。// (原文連結)

Feminism

同一班原本完全唔buy Feminism的男同學，慢慢解釋為何在家暴問題上, Feminism 比其他理論更有說服力 (雖然它也有局限) , 見到佢地最後人人都點唒頭同意和滿意時, 係好有滿足感嘅。

DSE中文考試，原作者都得分低?

作者不會壟斷作品的意義的，否則就不需要有文藝批評、意識形態批判、論述分析等這些學科了。但是，這也不等於說, 既然「作者已死」，那讀者任何的詮釋都是合理的，因為作品有它的內在邏輯，不容斷章取義地去曲解。

賣國賊

毛澤東當年主張中國實行「各省人民自決主義」，「二十二行省，三特區，兩藩地，合共二十七個地方，最好分為二十七國」(《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 一九二○年九月三日）。毛澤東是大漢奸、走狗、賣國賊。

集體談判權

有組同學present, 結論是香港應有集體談判權，承認工會地位，但註釋卻用了工聯會的講法。我問全班同學，知不知道香港在主權移交前，本來是有法例保障集體談判權的，但給包括工聯會在內的臨立會廢掉了，同學才如夢初醒。 所以，歷史教育真的很重要。政權就是不想你知道事實。

鄧小平

鄧小平: 若中國變成帝國主義國家, 全世界應聯合起來推翻它。 鄧小平: 「中國現在不稱霸，將來也不做超級大國，如果有朝一日，變了顏色，變成了一個超級大國，也在世界上稱王稱霸，到處欺負人家，剝削人家，那麼，世界人民就應當給中國戴上一頂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就應當揭露它，反對它，並同中國人民一道，打倒它。」(聯合國大會, 1974年4月10日)。

Deng Xiaoping: "If one day China should change her colour and turn into a superpower, if she too should play the tyrant in the world, and everywhere subject others to her bullying, aggression and exploitation,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should identify her as social-imperialism, expose it, oppose it and work together with the Chinese people to overthrow it."

焦土?

投白票、唔投票，我可諒解，會尊重，但投給親共土共，我卻無法理解有什麼根據和效用。

還有人在辯護甚麼焦土策略。

大佬呀, 焦土策略係破壞對敵方有用的資源，唔係比敵人資源呀。搞清個定義先得唔得。

投票比對方, 係比敵人資源和權力，不是焦土，係自殺。

若在關鍵時刻，這些呼籲是來自某些意見領袖的，這些意見領袖就好有可疑，各位，尤其是年青人，應該與這些人保持批判性的距離。

《再生人》

不知各位當年有無看過林子祥這套電影? 是由翁維銓執導、早期新藝城出品的實驗電影。題材很另類，是講死後轉世、命運重覆的懸疑驚慄電影。細個時覺得好好睇、但又好怕睇。一直期待佢有續集 (因結尾最後定格中間大字寫住「劇未終」)，有番個開心一點的結局，可惜無。同名的電影主題曲好好聽， 歌詞講宿命，好慘好無奈。

「釋放了人的獸性、罪惡心」?

如果真有些社會事件，可以像屈小姐所說，「釋放了人的獸性、罪惡心」，那麼排首位的，一定是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它徹底破壞傳統、道德、倫理。直到今日，中國的道德崩潰，仍與此有關。

論流感疫苖的爭論

(原載《獨立媒體》)

接種疫苗，是為使身體對某病原體能迅速產生抗體，以達防禦作用。要充份理解疫苗的原理和效能，其實要有點微生物學、免疫學、流行病學等方面的知識。要知道疫苗的生產過程是否安全，除了知道廠房和周邊是否符合無污染等標準外，要有充份的多階段臨床試驗，也要有疫苖推出後的跟進監察機制。流感疫苗需要在數月內快速地大量生產，大眾當然會關心疫苗的安全和有效性 (例子: 否則內地人也不會湧港注射較安全的疫苗針)。 一般市民缺乏這方面的知識和時間，只能依靠沒有利益衝突的專家的說法。

謝安琪小姐當然不是專家，但她顯然有閱讀過一些關於疫苖的資料，以為她自己的孩子做最佳利益的決定。如果她有錯 ，（不計信錯私人群組竟把她的說話公開這點），是把網上一些關於疫苗的資訊（部份有錯誤）混在一起，推論到流感疫苖的生產上。

例如針對不同疾病，疫苗的製作方法也不同，活性減毒疫苗（例如香港兒童免疫接種計劃的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及德國麻疹（MMR）混合疫苗、水痘疫苗）的確可以含有降低了毒性的病毒，理論上可發生基因變異 (亦會通過上述的安全測試才推出)，但目前使用的流感疫苗針劑，是已殺死了病毒的非活性疫苖 。

又例如的確仍有疫苖含有乙基汞（ethyl mercury）的防腐劑 (但世界衛生組織認為人體可排出乙基汞，無證據證明對人有害，不像甲基汞會在人體累積，故繼續支持使用這防腐劑)，但香港使用的流感疫苗是用完一次即棄的，無須加入這防腐劑 。

又例如根據歐洲疫情監察（Eurosurveillance）的最新匯報 ，加拿大在2017/18年度，流感疫苗的效能由10%至55%不等, 視乎哪隻流感病毒和哪個年齡組群。

所以，我不會簡單認為謝小姐無知，雖然她的理解有錯 (例如混淆了病毒與細菌)；但我覺得她作為一位家長，盡量做好保護孩子的責任，其實已經很難得，其努力應該得到肯定。

謝小姐（和很多中產反疫苗家長）的建議的可能盲點，是不為意自己的資源優勢，可為孩子培養出一個較健康（較有抵抗力）的身體和安排一個較清潔安全的日常生活環境：既然本來已經不易患病，又何須完全相信不熟悉的權威和認證，讓原來就健康的孩子冒不必要的風險（例如對疫苗的成份過敏，無論機會率多麼小）去打針？不過， 這種心態和想法，未必全對，例如可能低估了感染某些傳染病的後果，也未必適用於處於其他社會階層或有其他身體狀況的人。

政府和專家們，在面對公眾的懷疑時，是否可以少些標籤，多些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