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自九十年代以來的貧窮趨勢，無論以相對貧窮或絕對貧窮的角度看來，均極為嚴重。舉例來說，2001年人口普查發表的堅尼系數為0.53，顯示香港三十 年經濟持續發展以來的入息分佈狀況不斷惡化，成為世界倒數第五，比很多所謂「經濟落後地區」還不如。而綜援個案數目亦有增無減，去年11月底達三十萬。過 去多年來民間團體便曾無數次發表調研報告和發起請願行動，要求香港政府正視本地長期存在著的貧窮問題。
最近董建華的第八份施政報告，終於「發現」本港的貧窮問題，更以減少「跨代貧窮」作為工作目標，選擇以「兒童」和「青少年」作為重點對象。此外，亦表示成 立一個由財政司司長主持的「扶貧委員會」，探討扶助「年老、單親、殘疾的貧困人士」和「低收入的在職人士」的措施。
施政報告發表後，贏得一些社福界人士的掌聲，認為政府有「誠意」解決貧窮問題。更有報章社論警告香港別走上「福利主義」的「派錢」道路。筆者對這類說法感 到莫名其妙。雖然屬於「扶貧紓困」的段落，佔了全份施政報告超過十分一篇幅，但不見得政府對社會福利的態度有基本的變化，更不等於社會政策發展的禁區可以 逾越雷池半步。
禁區處處 難逾雷池
首先，政府仍舊堅持低稅率及於二零零八至零九年度恢復收支平衡﹝請讀者參考筆者過去就本港財政政策的評論﹞。這意味著保障高收入人士和工商界利益的財政政 策將會延續下去，而公共開支和服務將會繼續遭受壓抑甚至削減。換言之，整個「扶貧紓困」的基本策略，是在不改/驚動既得利益的前提下﹝美其名為「維護社會 和諧」﹞，重新分配既有資源的零和遊戲，把金錢由一類市民/貧民的口袋，轉到另一類「認可」貧民的口袋裡去。這恐怕只會加劇自「回歸」以來的「窮人鬥窮 人」現象。
此外，整個「扶貧紓困」的政策理念，是「促進經濟增長，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其次是通過教育和培訓，讓每個市民都有機會發揮所長，提升自己、擺脫貧困。同 時，政府……編織可靠的社會安全網，給有困難的市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第35段﹞，可見並沒有偏離政府自殖民時期一直以來的管治哲學，視經濟成長為解 決社會問題的靈丹妙藥，認為整體財富上升，生活在其中的所有人必能受惠，而社會政策只能從屬於經濟發展，不是透過教育和培訓去順應市場經濟、解決「人力資 源錯配」導致的「失業率過高」問題，就是以綜援等措施去為所謂「弱勢社群」諸如「老、弱、傷、殘」者提供援助，從剩餘資源中進行再分配。
再者，部份社會人士賦予高度期望的「扶貧委員會」，只是在數百多個諮詢組織外增加一個而已，並無實權整合各項政策範疇，規劃「扶貧」政策。作為主席的財政 司司長唐英年更率先表明，該組織並不會訂立貧窮線。可是不訂立貧窮線，又如何得知貧窮的真實情況及變化？如何得知「扶貧」政策的效果？既然連基本事實都不 ﹝ 願﹞知曉，就無須涉及實質的承擔和問責。可見整個扶貧策略，絲毫不會動搖行政主導的管治模式，也就是政府高官﹝特別是財經政策官員﹞在資源決策上近乎絕對 的權力。
貧窮成因 再個人化
在這種不觸及既得利益、崇拜發展主義和維持威權領導的所謂「扶貧政策」下，貧窮問題邊緣化和個人化的趨勢恐怕只會繼續強化。既然經濟成長提供的機會最終可 惠給每個人，貧窮只是少數人的問題，原因相信是某幾類型人個人的特/素質所致，例如身為「長者」、「殘疾人士」、貧窮/單親家庭中成長的兒童或是「低技術 低學歷」工人。「扶助」這類「弱勢社群」的方法不外乎對現有制度修修補補，當然無須涉及基要的價值重估和制度變革：例如增加一百大元嚴重傷殘津貼、放寬綜 援年長者離港期限、為綜援家長提供輔導﹝防止其子女習染「貧窮文化」？﹞、調動社區資源、鼓勵義工參與等，又或是呼籲失業工友「努力進修、自我提昇」，投 入全球資本主義，像專業人士、企業行政人員般「發展潛能」。
剩餘式的福利模式自然意味著以最低入息作為資源分配和行政審查的指標，往往把輿論不必要地引導至對「窮人」的道德分類上。在這種對社會政策的建構下，最容 易把社會視線抽離造成貧富不均的社會結構，及引致或延續貧窮的社經政策。工人階級為何「手停」﹝關廠裁員、傷病、退休﹞便「口停」？月入三四千元的合約清 潔工參加再培訓後，人工是否就能養活家人？不講求有少數專業精英般高額的職業福利，但能享有起碼的工作穩定和退休保障嗎？綜援家長接受再教育後便可以有錢 供子女上網？電話津貼早年不是取消了嗎？同樣中學畢業，為何有殘障青年天天在家等候，苦無見工面試的機會？私樓赤貧戶為何捱貴租？為何「上樓」﹝獲編配公 屋﹞無期？上述這些問題，難道通通不會涉及房地產、勞工等社會及經濟政策，以至容讓資方享有過大市場力量的經濟發展模式嗎？
無須檢視社會制度的不公義、廣設政治禁區、由上而下的「扶貧」政策，除了能安撫權貴外，恐怕無法回應經濟條件遭受剝奪的低下層市民的生活處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