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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0, 2010

(轉載) 陳景輝《香港家書》

近日「八十後」這個概念甚囂塵上,可筆者對它沒有好感,因使用它的人有意無意間把階級矛盾簡單約化為世代矛盾 ,有淡化「官商勾結」的效果。

以下是陳景輝在港台「香港家書」中,致信財政司長曾俊華的全文 (2010年1月9日)。輝仔,說得太好了,您是港人之光,謝謝您!

曾司長:

近期很多人談論「八十後」,包括你在內的政府官員,時事評論員,甚至社會學家都在討論此事。一次,我讀報時翻到娛樂版,赫然發現連新晉明星的名字後面都添上了一個新的形容詞,是為「八十後」。此類說法可能出於善意,但我認為部分郤有點捉錯用神,譬如,曾司長你在個人網誌中提到,相比上一代,我們「八十後」這一代不只關注置業問題,反而關注物業有甚麼設施,泳池有多大,私隱度是否足夠等。其實我們一群「八十後」讀過文章後,簡直「O?嘴」,覺得當中有些事被完全搞錯了。因為我們所關注的不只是自己的私人會所或物業會所泳池的大小等,而是一座城市的命運。我們對家庭的觀念不只局限於私人屋苑,而是整個香港的未來,我們的城市,可有尊重和守護自己的果實?不論這些果實是我們辛苦累積的公帑,抑或是植根多年的社區。

不過,這個私人會跟整個香港之分,可能是「八十後」這個世代論爭很重要的面向。曾司長,其實這個面向有歷史淵緣。翻開有關香港城市發展史的書籍,我懷疑今天的新城市廣場是我們這兩代的分裂點,我何出此言?話說八十年代初,新城市廣場落成時,我知道你們這一代都認為這廣場是城市代現代化和進步的標誌,是文明的所在。因為當時香港尚有很多木屋,大部分地區都欠缺完整的城市規劃,於是這個位於新市鎮,擁有噴水池和密封消費空間,及貨品上有射燈的地方,你們這一代就會認為是好的環境,這些就是城市的進步。30 年後,這就可能變成是西九龍的廣場。分裂點在於我們這一代成長時不再是城市廣場有如奇葩的經驗,而是我們「八十後」每天放學就會到附近的商場,放假和週未就走遠一點,去更大型的商場,更誇張的是,每逢節慶,我們就前往港島中心最龐大的商場閒逛,遊遊走走,這些重覆的經驗佔據了我們「八十後」在城市空間生活的大部分時光。我們感覺不到那種進步和文明,感覺不到那種城市改善的經驗,反而是一種懨悶,一種千篇一律。裡頭都是一式一樣的跨國名牌,消費場所都是無歷史、無街坊、無故事的地方。所以,曾司長,我不知你是否同意,新城市廣場就是我們這兩代的水嶺。如果我們這時還有向前多踏一步,就不是重覆八十年多初,興建更多新城市廣場,而是應回頭過去,看看這種發展遺忘了甚麼東西。

其實這種捉錯用神,除了源自城市空間經驗外,我發覺很多人,包括曾司長你在內,都用了一本本地社會學者呂大樂的著作《四代香港人》,裡頭有不少觀點都被應用到反高鐵運動的「八十後」身上。我認為都是這一句,捉錯用神。何解?該書的眼鏡及框架都是來自上一代人,它把世代之爭解釋為下一代能否上上位,上一代是否霸佔社會位置和機會,故此我們這一代的不滿和示威皆因我們要有上位的機會,增加改善我們的薪酬和工作待遇等等。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大部分反高鐵運動的「八十後」青年有穩定職業,部分是兼職散工,都能糊口,亦有部分正在讀書,尚未工作。但我們的訴求完全不是改善工作待遇或爭取上位。就算你給予我們一個位置,加人工給我們,都只會為我們提供更多資源去參與社會改革,希望介入社會,不論是你或是其他各大報章傳媒,不停引用的「四代香港人論」,上位與否,我認為不單是一種誤解,更是一種誤導,令整個社會以為只要改善經濟,只要提供就業,就能解決我們的訴求,這是再一次錯用神,完全irrelevant 。

到底我們的訴求是甚麼呢?曾司長,你可趁此機會聽清楚,我們爭取的不是經濟改善,亦不是報紙訪問我時所說的民生,亦不是傳統的普選問題這樣簡單,而是要回歸城市空間政治。可能對很多人來說這是一個陌生的觀念,但對我們這一代來說,這是一個清楚的訴求。其實我們不是2009年底才出現的「八十後」青年,其實早在三年前天星皇后的爭論中,我們這班人當時己經出現。再遠一點,其實我們是來自社會運動,如你尚記得囍帖街的清拆,那時街坊和街道都是生氣勃勃,強行被清拆。在2009年,我們八十後青年之間有一個笑話,甚麼是真正的「八十後」呢?當很多人問我們時,我們會自言自語說,真正的「八十後」是菜園村年過八十的高婆婆!我們之所以走出來,是因為我們記憶和信念中,我們見到香港真正重要的地方,是一些勞苦大眾、屬於城市平民的社區,是屬於他們的家園,屬於他們的故事。我們走入社區,去到菜園村,我們可以在這些地方感覺到生氣勃勃,感覺到每一個住在那裏世世代代的香港人,植根在該處的勞苦大眾,能夠講出他們是怎樣來的!我們是「一個跨世代的合成主體」,我們記住的是比我們年長很多的一代,不過未必不是住在半山,而是住在平民大眾社區的老街坊,他們的故事很重要。我們的城市不應只被大商場壟斷。如果真的要說我們的訴求是甚麼,我們只是希望我們這一代人,可以令下一代人,不會像我們「八十後」般天天重覆生活於懨悶壟斷的商場中。

7月 06, 2009

轉貼:《不見天的六四專題》

轉貼:《不見天的六四專題》
(原文載於 http://daisyne.xanga.com/,現時整個網誌已遭刪去。立此存照。本貼文來源:http://www.hkreporter.com/talks/thread-771068-1-1.html)

「前一天還慶幸自己在一家包容性和多元性皆強的雜誌工作。

六四專題難做,lifestyle 雜誌的六四專題更難做,論政治性新聞性,我們不比跟日報比媲,想義正嚴詞大呼平反六四又怕老氣橫秋,經過不斷的推倒重來,我們找到了方向,並實踐了。
文章寫好、相片拍好、layout 砌好,甚至已經送往印刷,但最後,因為大老闆的一個電話,專題被抽掉,同時,有關該期雜誌中所有提及六四字眼的文章,皆要經過修改,三小時之後,這個六四專題真的可以消失得無影無?,彷彿從未出現過。

然後,一個狐假虎威的公司高層,把我和幾位相關的同事叫到會議室,會議室氣氛很凝重,我們似是犯下彌天大禍。那名高層手拿著那份專輯的copy,上面的文字被黃色的螢光筆畫得一塌糊塗,然後她將「有問題」的句子逐句讀出,說:「這是煽動。」當然還有一堆不知所謂的說法,包括公司的決定毋須要向員工解釋,若有不滿同事可以隨時離職等屁話,還假猩猩的問大家有何意見。

他媽的我還可以有甚麼意見,你是老闆,你說了算,但她居然還說我像是不認同公司立場,我是打工,但不是你的走狗,無須甚麼屁都要與公司同一立場吧!你有權禁止你認為有損害公司在內地生意利益的東西刊出,你有權炒我,我有權不做,但是你不必像文字獄般逐隻字審查我那一字有煽動成份,這裡是香港,不是大陸,而且即使這份專題寫著我名字去大陸派我也不信有人要捉我去打把,別弄得像是我們犯了殺頭般的大罪似的。

撫心自問,是次六四專題的文字圖片內容,不算處理得特別出色,當中也沒有甚或驚天動地的內幕要爆,但是我不憤。

好可怕。我原本覺得壹傳媒偏激,但我發現,原來香港剩下願意咆哮聲音的,或許只有它了。

好可怕。原來沒有人抹殺香港的新聞和言論自由,是我們的媒體集團為利益甘願放棄。

好可怕。從前覺得內地用強硬的手段,又捉又打又軟禁的,控制人們的言行,好可怕,之後感覺近年好像好了點,到奧運時又好像再好了一點。但現在,我發現,原來軟霸權更可怕,中國強大了,他們不必再用任 physically的手法打壓人們,只要不讓你回國經商,那麼想賺錢的人們便會乖乖收聲。我感覺如此情況還將繼續發展,中國好野!

2009年5月26日,《君子雜誌》的 143 至 156 頁被他們抽走了,但他們不能在日曆上抽了六月四日。感謝歷史讓我們看清商人的真貌。」



相關文章:陳曉蕾,《當報導被抽起》

3月 19, 2008

「五十年不變」


發生在西藏的事,筆者覺得很難過。

中共在西藏一直實行獨裁統治,超過五十年。

暴力,只會滋生更多暴力。

年青人,試放下大漢族沙文主義一會,切身處地想一想。




延伸閱讀
王岸然:「......因為西藏人野蠻落後,有奴隸制度,所以中國人解放西藏就是合理的。若這道理成立,西方列強入侵有奴隸制度的清朝也是合理的了。」﹝《年輕人應獨立反思西藏問題》

2月 13, 2008

虛偽的傳媒,虛偽的網民


虛偽的,還有那些四處散發傳閱該些性行為照片,卻口口聲聲喊說是為了「正義」和「知情權」的報紙和網民。

無論涉及的藝人的「真實」人格如何﹝一直以為她是「天真」和「傻」而高呼「被騙」的人,應該先自我檢討心智發展水平,看看自己是否太「天真」和太「傻」﹞,這些當事人私底下拍攝的房事照片內容不是公眾財產一部份,她同意讓這些照片公開展示分享又當別論。

警方執法不公,在多宗案件上優待偏袒權貴名人、歧視欺壓窮人蟻民,雙重標準,當然要譴責。

可是,無論目的是要「揭穿」某偶像 ( 和製造她這個文化商品的集團/體制 ) 的「虛偽」,或是要「挑戰」警權的「自大」,也不能合理化嚴重侵犯隱私的集體暴力。而且,為什麼要連那些並非/已退出娛樂圈女性的照片都散發?為什麼要指名道姓、查人家宅、誓要使人無地自容、家破人散而不罷休?

自願進行、無強迫成分又不干擾他人的性行為,請問旁人有何資格去道德審判你的過去?那你為何又有權去對別人評頭品足?

以傷害無辜、侵犯、貶低女性自主和尊嚴的手段去要求「正義」,這是哪門子的「正義」?

11月 19, 2007

來生不做中國人 (書評)

自有歷史以來,中國人是一向被同族和異族屠戮、奴隸、敲掠、刑辱、壓迫下來的,非人類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過,每一考查,真教人覺得不像活在人間。」(魯迅,《且介亭雜文‧病後雜談之餘》,轉引自鍾祖康,《來生不做中國人》作者自序

鍾祖康,香港出生的政治評論員。2000年時鍾在《明報》論壇版發表一篇名為《台灣有權獨立》的評論文章,提出台灣有權擺脫暴政的非主流觀點,隨即受到中港各方﹝包括香港民主黨人士) 連環炮轟,黯然離開香港。幾年下來,鍾在本港《開放》雜誌發表逾二十萬字,旁徵側引,對中國及香港的愛國論、黨族主義、奴性文化、父權制度和傳統、漢族沙文主義、人類自我中心思想、民粹主義、物質主義掛帥、公德敗壞、精神文明停滯等現象,作出極為嚴厲的批判,不留半點情面。依鍾自己的說法,是「如中國打壓台灣一樣,中國對我的打壓只激發了我的反抗」(《中國比小說更離奇》作者自序)。


今天,鍾祖康決定把他在《開放雜誌》刊登過的其中六十餘篇文章重新修訂, 付印成兩本文集出版。單看書名,便知該兩書的內容極富挑釁性:《中國比小說更離奇》和《來生不做中國人》。 柏楊的名著《醜陋的中國人》,對中國人的所謂劣根性和「醬缸文化」大加鞭撻,雖同樣句句尖酸刻薄、字字悲憤,但鍾祖康筆下的中國人「競爭力主要建基對人權 的踐踏」、「對人命(特別是他人的)的價值視如草芥」、「塗炭生靈」、「要全球無限量分擔」,則更為病入膏肓,幾近無可救藥、徹底絕望。如果您討厭柏楊,您必會痛恨鍾祖康。


不過,若我們能以平常心來閱讀鍾祖康的著作,會發覺在辛辣帶刺、甘冒以偏蓋全的筆鋒﹝因而同樣墮入文化本質主義者把人過度同質化的思考陷阱﹞背後,鍾對中國、香港、台灣和西藏問題的看法,無非是為激發起讀者對生命的真正尊重、對人道的始終堅持,對暴力的毫不容忍,和對謊言的絕對鄙視。此刻中國正被一片歌舞昇平的氣氛籠罩,貧富懸殊、勞農權益、生產安全、公民自由狀況、環境生態問題卻依舊嚴峻,鍾書猶如當頭棒喝,發人深省。正如孫隆基 (《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的作者﹞為《來》一書寫序時說:「目前中國已進入『大國崛起』階段,國勢日盛,『國民性批判』似乎變得不合時宜。正因如此,鍾祖康這部《來生不做中國人》更顯其難能可貴,它並不分享中國崛起的歡欣症,卻針對中國人難移之本性。」


今天,香港的公共空間正逐漸受到國族主義和利潤法則的蠶食;兩本書的出現,無疑是挑戰市場上種種思想、言論和創作的禁忌。

坦白說,讀完這兩本書的大部份文章後,筆者沒有憤怒,反而有說不出的傷感。


(註:以下序言由作者提供﹞
《來生不做中國人》作者自序
《中國比小說更離奇》作者自序
李敏勇序:反思中國,走出迷障﹝李敏勇為台灣詩人,文化評論家,台灣國家文藝獎第十一屆 (2007年) 文學類得主﹞
卜大中序:一個不會反省的民族必不會成為偉大的民族


延伸閱讀:

《開放雜誌》的「來生不做中國人」鍾原文(未經作者修訂)節錄:

「二○○六年九月四日,中國三大門戶網站之一的網易旗下的網易文化在網上開始了一項中共統治五十多年來最為敏感的調查,題目是:如 果有來生,你願不願意再做中國人?』[...]在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一名投票者中,竟然有高達百分之六十五稱來生不願意再做中國人![...]即時引發軒然 大波,投票原定於十月十一日結束,但投票連同非常熱烈的網友討論隨即於九月十五日被強行終止,而且有關網頁也被刪除。九月十六日,網易新聞頻道主編唐岩及 評論頻道主編劉湘暉同被解僱。
[...]
如果再看看這些網民的留言,你就看到這些來生不願意再做中國人的人並非戲言,而是態度相當認真,他們對中國人這個身份感到無限討厭、無奈、苦澀,對中共領導有咬牙切齒的憤恨。

[網民留言]
[...]中國人能夠終於擺脫做
大國奴才的虛榮,而寧願作個蕞爾小邦的自由民,難能可貴。
[網民留言]『
我 愛我的祖國,愛她博大精深的文化,愛她的歷史。但是如果有來生我不想再做一個中國人,因為現在的中國人都帶著虛偽的面具,高尚的外表下卻是骯髒的靈魂,我 要學著辨認每個面具後面的嘴臉,以防被暗劍所傷,在這樣一種社會氛圍下,人活得太累。如果有來生我想做一個澳大利亞人,到一個坦率的、充滿愛心的國度渡過 幸福浪漫的一生。很抱歉,只要你還是迷信中國的文化博大精深,你還是不可能深刻反省,你的靈魂還是要在苦海飄零的。」﹝節錄自《開放雜誌》,2006年10月號﹞


鍾祖康:台灣有權擺脫暴政 (原題,2000年) 主要論點:

「其實,台灣人有權自決,其理甚明,首要原因當然是: 中國毫不含糊實行個獨裁統治。只要我們翻一翻國際學界就『領土脫離』問題的討論就 看到即使是對脫離權設限最多的著名學者﹝如亞利桑那州大學哲學教授Allen Buchanan ) 也同意:擺脫不公義統治是民眾尋求領土脫離的有力理由。Buchanan以脫離權比作夫婦的離婚,並名之為『政治離婚』﹝political divorce﹞。Buchanan在與筆者的通信中稱,由於台灣被中國收回後人權難保,所以在道德上絕對有權要求獨立,並稱其性質可歸為『先發制人式脫 離』﹝pre-emptive secession)。」

何俊仁:台獨理據 不能成立

王岸然:以平常心談論台獨

另外,《星島日報》當年的報導:

(1) 「 文章一經刊出﹐立即引來親中傳媒連環炮轟﹐從人格上質疑鍾祖康為無恥漢奸﹐從法理上指他違反基本法二十三條﹐從主權上指他挑戰 一個中國。連篇累牘﹐口徑之強硬﹐直逼當年親中報刊指罵前港督彭定康﹐亦為自回歸以來﹐罕見地對報刊作者作口誅筆伐。

論爭沒完沒了﹐但首先刊登鍾祖康文章的《明報》﹐以有關議題已經差不多為理由﹐拒絕再度刊登鍾祖康反駁文章。但《文匯報》在本月十日就撰文指責﹕明報公然刊登這種漢奸言論﹐是要辦一份中國人的報紙﹐還是要辦成一份漢奸賣國報紙和背叛中國人的報紙﹖」﹝節錄至葉秋,「鍾祖康被指『煽動分裂』 親中報炮轟《明報》」,《星島日報》,2000年5月16日。﹞

(2)「《明報》主筆劉進圖表示﹐事件並不存在政治審查﹐不予刊登是基於該文章不切合論壇版的要求。

《蘋果日報》的主筆馮偉光表示﹐過去亦有刊登鍾祖康持類似觀點的文章﹐加上每日版位有限﹐不能刊登所有人的來稿。」﹝節錄至「兩報否認受壓拒刊文章 」,《星島日報》,2000年5月31日。﹞


10月 29, 2007

又見假新聞

先申報利益,筆者對如何看待北京奧運,暫時沒有立場,認為是一個可以討論的題目。

雖然從來不會看像《大公報》這類報紙,但想不到它的水平竟然這樣的低劣。

李柱銘原文的其中一段:

In the U.S. and elsewhere, there are campaigns to boycott the Beijing Games ov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trade with and support for regimes in Sudan and Burma. As a Chinese person, I would encourage backers of these efforts to consider the positive effects Olympic exposure could still have in China, including scrutiny by the world's journalists. This is certainly the time for Chinese leaders to step up and constructively use their clout in Asia and Africa. In so doing, Beijing should open a new chapter of responsible foreign policy and convince the world it is not oblivious to these issues."
(節錄自 http://specials.mingpao.com/cfm/Category.cfm?CategoryID=1241&SpecialsID=128)

《大公報》對同一段的節錄:

「在美國及其他地方,都有人發起運動,杯葛北京奧運,以抗議中國政府繼續支持蘇丹及緬甸政權,並與他們進行貿易。作為中國人,我會鼓勵這些運動的支持者。」(http://www.takungpao.com/news/07/10/26/GW-814418.htm)

理解文字意義的基本單位,是「段」,這是常識。若篇幅所限,最少也應節錄完整的句子。大公報的記者/編輯,不止抽起多句,更從分句中間斬開,令意義完全相反。大開眼界。

這已經不只是斷章取義。這是有人造假新聞。
「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李柱銘在美國《華爾街日報》撰文呼籲外國趁機杯葛北京奧運,此舉受到全港社會各界強烈譴責,「葵青民生動力」連同地區團體發起一連兩周的「反對杯葛北京奧運」簽名運動,呼籲各界人士以積極態度支持北京辦好奧運,預計將有逾萬市民簽名支持。」
《大公報》,2007-10-29)
算了吧!誰人看這些報紙?!


延伸閱讀:為何不能呼籲美國 [筆者按:及各國]政府向奧運主辦國中國施壓改善人權?

警告:造假新聞,不是所謂「低公信力」傳媒的專利。立此存照:
要求星島立即辭退A4版編輯! (2006年) 及 人民獨立媒體的時代來臨 (2006年)



10月 26, 2007

「本港第一大報」VS 「正常讀者」

剛剛發現,在香港獨立媒體上,居然有位「巴哈」先生,為東方報業控Uwants討論區誹謗事件認真搜集了不少資料,以研究為職志的筆者,亦自愧不如。特將先生的研究「成果」一段,轉載如下。全文見這裡

「找了這些資料,目的是為是次Uwants事件作一公正的評論。

根據本人搜集的資料和上面其他人提供的資料,以下是一些結論:

TheOne88 的原文,應是節錄自中文維基相關主題的內容,該些內容現在已不見,或遭刪除。

這些文字和內容,均沒有註明資料來源。經本人核對後,發現絕大部份應是直譯自同一本書籍 [筆者按:英文書]。該書內容的可信性,參考上面的書評。

關於某兩人涉嫌販毒,曾經是轟動本港的大事;十多廿年後,香港和英美的權威傳媒仍有報導(英國的政壇更以此做過話題),部份不但措詞毫不含糊地指有人就是毒販,而且報導的範圍更遠超此點。

有關兩人販毒的指控,因兩人均先後逃至台灣,當然未經香港法庭證明。但不可能是該兩人入稟控告誹謗。涉嫌誹謗的言論內容,應該不是關於據稱是兩人的事跡──這些"事跡",很多媒體或多或少都有刊登過。

有人可能擔心舊事重提,讀者會以為報紙目前仍是由一名通緝犯在背後管理,影響公司的聲譽 ( 參考《香港經濟日報》,"《東方》告《壹週刊》誹謗案上訴", 2002-03-22 )。

不過,TheOne88 的文字指涉的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正常的讀者應不會把它與今天已成為"本港第一大報"的運作方式混淆。

(最後修訂於2007-10-22)

完。」


9月 09, 2007

工人黑名單 侵犯人權














(本文原載《明報》, 2007-09-28。)

紮鐵工潮一個月以來,多次有工人表示,懷疑部份分判商之間設有「黑名單」,工人若呈報工傷,或與資方有任何勞資糾紛,日後不再受僱。這些指控若屬實,本港的工業安全以至社會的文明發展,有嚴重的倒退,值得公眾關注。

在 古今中外工運史上,無良僱主設立黑名單,意圖阻止工人成立獨立工會、製造白色恐怖和對異議者秋後算帳,屢見不鮮。一個經典例子,發生在1906年魁北克的 白金漢市﹝Buckingham)。當時該市的麥羅倫(MacLaren)家族經營電力、房地產、造紙等產業,壟斷了整市的經濟命脈。當年7月,300多 名麥羅倫木廠工人成立工會,會員人數佔工廠工人四分之三,該廠經埋正是白金漢市市長。工會要求公司承認工會、把每天工時由11小時減至10小時,及把時薪 由12.5仙增加至15仙。

廠方馬上拒絕工會的要求,後來並解僱工會的領導層。事件拖了幾月,魁北克政府委派的調解員代表工會向廠方表 示,工會願意把加薪的要求局限於低薪工人,但資方不但堅拒參與談判,還透過報章散發謠言,指工會由外界勢力資助,又僱用渥太華的警察騷擾工人。10 月8 日,200多名工人遊行阻止工廠開工,警方瞄準兩名工會領袖開槍,造成大量傷亡;午夜時軍隊入城保護麥羅倫家族的財物。兩星期後軍隊撤出,但麥羅倫家族運 用其龐大的政治影響力,令所有工會成員被列入黑名單,全市不准錄用。這份黑名單持續幾代人時間,迫使工人離鄉別井,往市外尋找工作,直到1944年工會地 位獲確認後,禁令才被取消。

各國建造業最易發生

今 天,先進地區對工人運動的對待,應不會再如原始資本主義時期般赤裸血腥,但黑名單的做法仍被部份僱主採用,打壓手段則更為精巧。筆者翻查不同國家地區的資 料,發現黑名單的做法,在建造業可能最易發生,主因是工程的定期性質,工人又普遍以短期合約受僱,合約完結後便要另覓僱主,結果處於極度脆弱的位置。倘若市場內寡頭壟斷嚴重,勞工市場變成買家市場,則情況更為不妙。

最 近英國曼徹斯特城三名電業技工兼工運積極份子,便入稟當地的勞資審裁處,控告由電業承辦業聯合委員會(Joint Industry Board for the Electrical Contracting Industry)所代表的電業承辦商,持有一份黑名單,令他們長期不被僱用。裁判官於9月初宣判時指出:
「雖然這是可恥的事,但審裁處認為業界確有一份工人的黑名單存在,而且所有申訴人都在這黑名單上。故此,申訴人很難找到工作,審裁處亦把此點考慮在內。」
在 整個審訊過程中,值得留意是一位曾在業界擔任高職的證人的關鍵供詞。該名前任董事總經理指出,原來有顧問公司專門收集那些使部份建築公司廣受注目 (high-profile)的員工的姓名,當有其他建築公司打算直接或間接僱用新員工時,便會向該顧問公司核對應徵者的姓名是否在名單上,按查詢人頭數 量付款。該名證人估計該黑名單上的姓名達100至150個。

必須改變勞資不平等地位

設黑名單的做法是可恥的,因為它嚴重違反人權,包括工人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就業權、不受歧視權等國際公認的基本權利,為文明社會所不容。早 年美國聯邦法院在一宗關於種族歧視的案件﹝Daniels v. Pipefitters Assn. v. Local Union 597, 1991﹞的判詞便認為,求職者應有權覆核有關的轉介記錄,以保證招聘政策是公平的。可見僱主拒絕聘用的權利不是絕對的,行使時應該有正當合理的理由。

回到本港,筆者當然不希望有黑名單的存在。不過,工友們言之鑿鑿,若有分判商編寫及交換黑名單屬實,可能已觸犯《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屬刑事罪行。政府要防範於未然,必須從改變工人與資方的不平等關係入手,包括立法確立工會的集體談判地位、禁止不公平解僱和歧視,以及加強臨時工人的職業保障等措施。


﹝謝謝王岸然先生指出事件涉及私隱條例這點。﹞

﹝照片為筆者於8.26紥鐵工遊行時攝﹞

參考資料:
http://en.wikipedia.org/wiki/Buckingham,_Quebec
http://www.labournet.net/ukunion/0709/blacklist1.html
http://www.labournet.net/ukunion/0707/mcrelec2.html

3月 08, 2006

我很少憤怒了...

sweat labour


...除了讀了類似下面的放屁報章社論之外:


《東方日報》 正論
傲骨未折身先死 長使孤兒淚滿襟
2006年 3月 7日 星期二

子 夜時分,人們都熟睡了,街道上幾無一人,但二十多年來,靠檢拾垃圾維生,養活了五名女兒的四十九歲婦人黃婉珍仍在辛勞工作,她每天將檢回來的紙皮放在垃圾 站,留待翌日變賣作家用。積勞成疾的她,似有不祥之兆,日前曾對女兒說:「可能我過不了五十歲生日了。」想不到一語成讖,就在這寒風凜冽之夜,她瘦弱的身 影終於在昏暗的街頭倒下,空留下對子女的懷念與無盡的哀痛!

黃婦本有一幸福家庭,但自長女出生後,其夫態度即產生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埋怨黃沒有子嗣,無以繼香燈,並動輒大發脾氣。黃為追一男丁,繼後四次懷孕,可惜均是女兒,夫婦感情每況愈下,她不但被人多次動粗,家用無幵,最後和五個女兒離開原來住所,遷往?安?居住。

黃婦這些年來,一直靠一雙手養活自己和五個女兒,幾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不休息,每天工作十九小時,從未出外旅遊,雖然生活如此艱苦,但她仍然堅持自食其 力,不願申領綜援。她曾對女兒們說:「做人要靠自己努力搵錢,咁先用得光彩,所以一定要努力讀書,唔好好似我咁要做粗活。」

黃婦的不幸去世,是二十一世紀香港的人間悲劇,也是近年來最感人的現實故事;黃婦之死,不但揭開了香港社會貧富懸殊的黑幕,同時,也顯現了中國人天生傲骨和自食其力、艱苦卓絕的優良品質。

很可能,黃婦之死會被福利主義分子利用作要求政府增加綜援的理由, 但相信這絕非黃婦的本意,因為她在生時一身傲骨,死後同樣不會接受嗟來之食。當然,如果增 加綜援可以避免香港發生同樣悲劇,相信香港人是絕不會吝嗇自己的所有。然而,黃婦的情況並不能代表今日綜援人士的處境。試問,今日申領綜援者,有多少人是 失去工作能力,瀕於絕境的呢?

我們每日所聽到綜援人士的悲慘處境,並非缺衣少食,過於辛勞,而是食無魚、出無車、缺外遊、少享受而已。同 樣,他們亦鮮有積勞成疾這回事,反而是有些太過空閒要靠賭錢打發日子,有些人甚至拿綜援去包二奶,所以如果藉黃婦之死去求增加綜援,那絕對是違反了她的 意願。相反,我們應該大力倡導黃婦自食其力、艱苦卓絕的精神,讓所有申領綜援人士都能堅強的站起來,脫離這並不光彩的安全網。

此外,黃婦 的悲劇根源並不在於經濟問題,而在於社會風氣的衰敗,傳統家庭觀念的破裂。所以,我們不能再依靠社工去維持一個幸福的家庭,而應該將用於社工的龐大開支, 用作?化社會,重建中國人社會父慈子孝,五代同堂的傳統,並通過各種社會?育和措施,避免離婚率增高,盡量維繫完整的家庭,這樣才是釜底抽薪,解決愈來愈 嚴重的單親家庭的不幸的辦法。

哲人已逝,風骨猶存,黃婉珍女士雖然不幸辭世,然而她的愛心和高尚品格將永存人心,特步韻詩聖杜甫︽蜀相︾一詩相贈,以慰芳魂:

「夜半空巷何所尋,刮面寒風冷森森。五女無嗣絕夫息,苦命難求觀世音。終日辛勤一雙手,廿年未改慈母心。傲骨未折身先死,長使孤兒淚滿襟!」

多少綜援兒童因為強加於身上的恥辱烙印,自卑得抬不起頭來?

多少貧苦勞工因為僱傭勞動的最高道德標準,被壓迫得透不過氣來?

無情的制度、虛偽的學者、冷血的傳媒人,還要扭曲多少的靈魂?還要摧殘多少的生命?



(香港獨立媒體上對本文的討論)

1月 17, 2006

六人夜話世貿(上)

世貿屠殺農民!不要新自由主義全球化
整理:蔡建誠
(2006年1月17日)

1 月11日觀塘法院裁定14名被控非法集會的反世貿示威者,其中11名獲撤銷控罪,另3人獲准保釋,並發還證件。雖然案件於3月份再審,但至少所有來自韓 國、台灣、日本及國內的朋友,可以回國與家人團聚過年。而一些因一連串抗議和聲援行動而有點疲累的本地組織者和支持者,亦暫時鬆一口氣。1月12日夜深, 6位參加完歡送派對後在旺角咖啡室相聚的朋友,話題仍離不開世貿。以下是當晚的談話內容,經筆者潤澤加工:


街坊、市民……

Miranda﹝ 發展機構倡議幹事﹞:不如由我來開始話題吧。回想整個世貿會議期間,灣仔區的居民和其他市民的參與,真的令我覺得匪夷所思,例如17日那天,就算警察狂噴 胡椒噴霧,仍有相當多的街坊、不同年紀的市民在場用手機和相機拍攝,又一齊衝、又鬧警察。好想知道他們的想法和感受。建議我們可以在灣仔區舉辦一些活動, 邀請居民分享意見、拍攝到的照片等。我想,這是很有趣及有意義的事。

魚仔﹝工會組織者﹞:我最近去沖哂遊行時拍攝到的菲林,店員告訴說生意多得應接不暇,最初以為題材以聖誕或新年攝影居多,怎料送來的都是與世貿示威有關的菲林和記憶卡。這實在始料不及:香港市民竟然對反世貿活動這麼有興趣?

柏齊﹝攝影散工﹞:我認為Miranda的建議很有意思,而我特別希望可以記錄一下在灣仔商舖工作的人的看法。主流傳媒只問他們的生意有無減少,把他們可能多樣的感覺單一化──除此以外,我們對他們的感受一無所知。

古 仔﹝政策研究員﹞:在韓農三步一跪遊行當日,遊行完後Miranda和我到附近一西餐廳吃飯。店主和店員見我膝縛繃帶和帶著一部不小的攝影機,好奇地詢 問我關於世貿的情況。出乎意料,雖然他們的生意的確因遊行而大幅減少,但沒有怨言,還同情韓農的遭遇,而我們向其講解國際貿易如何殺人,他們亦完全明白。

柏 齊:其實可以看到,不少市民心裡支持韓農抗爭。在菲林明道天橋上,很多市民來看韓人與警察對峙,用迷你相機、手機拍照,非常熱鬧開心,甚至加入罵警察的 行列,就算警察用胡椒噴霧顏射衝擊人士,也沒有多少市民願意離開。近幾個月來,政府和傳媒不是天天危言聳聽,謂有「暴徒」來港嗎?香港人竟然完全不怕,還 興致勃勃,是件很值得研究的事。

古仔:聽說在馬師道,韓人衝破警察防線後,竟有不少圍觀市民拍掌歡呼,令在場警員好不氣餒。我想,韓人已經成為一些升斗小民的心理投射對象,看見韓人成功挑戰權威,像替飽受制度壓迫的自己出了一口氣。

亞 達﹝工會組織者﹞:12月18號,即在所謂「騷亂」發生後第二日,竟然還有七千人遊行,是一周以來最多者,大部份是本地市民,完全填補了被扣留人士的空 缺,令人難以置信。早前有被控人士對我說,他想不到在香港竟有這麼多街頭市民的支持,甚至比在自己國內的還多,令他大為感動。


媒體與行動……

亞 達:我認為我們這次的抗爭,對最終全面取消農業補貼的「香港宣言」,有一定的影響。對我們啟示是,若有強大的群眾組織,實在不用太害怕傳媒的偏頗報導。 以我組織工潮的經驗,傳媒通常缺乏持久的興趣,行動到第二日已不是「新聞」,但我們訴諸直接行動的力量,仍然有機會迫使無良老板就範。大家都知道,上政府 總部示威、遞交請願信的行動,若沒有記者前來採訪,許多組織者都覺得是「白做」。我們要反省過去某些社會行動過份導向傳媒的策略。

其實,你有份在會展內辦事,你認為外面的行動對內面的會議有何影響?聽說17日的衝突,使很多窮國代表覺得自己受到支持,感到要更強硬地捍衛本國的利益。

Miranda: 坦白說,我覺得在會展內的世貿會議,沒有受到外面示威或衝突的影響。原因是其實這些國與國之間的貿易談判已經在香港開會前已傾得七七八八,而各國代表亦已 經與其所屬政府有既定的底線及議程。就算是所謂「發展中國家」代表,也往往是為維護本國特權階級的利益而來,置本國窮人利益不顧。韓農不是也指責他們的國 會議員出賣農業嗎?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大國在會議中批評歐盟、美國的農業補貼政策,亦只可極其量是爭取他們的談判籌碼,很令人懷疑他們捍衛國內農業的 決心。我們對一個國家在制定其在世貿會議的政治取向和談判條件,受到那些利益團體的游說,及相關的權力分析,掌握得實在非常不夠。我覺得真正的戰場不單在 世貿開會期間,而是回到各國本土爭取農民和工人的權益。

古仔:不過,因為外面的衝突,使「香港世貿會議」終於成為國際媒體的議題……

另 一方面,本地部份主流傳媒一直太霸道,例如某些電視台的採訪隊,採訪新聞像製作劇集般,只顧增加新聞播映時的現場感,不理阻礙著參與活動的市民的視線, 而且態度惡劣。昨天,柏齊、聰頭和我,便先後與部份電視台記者發生口角。但最重要的是,主流傳媒的從業員似乎對自己如何再現整個社會行動,以至傳媒視角的 社會影響,缺乏自覺,最慘的是報導出街後,往往是對貧者和弱勢者的再一次抹黑,所以才會有「民間記者要求無線記者除頭盔」事件的發生。

其實我想問大家,如果時光倒流,比你參與多一次世貿周,你會做乜?邊樣想做0番好0的?我會買支快長鏡,等低光影遊行時可吸夠光同無「鬼影」。我想柏齊會用回菲林相機,丟去你的數碼相機罷?

魚仔:我會放低相機,去同的韓農衝埋一份﹝眾人大笑﹞。



1月 06, 2006

(轉載)人民獨立媒體的時代來臨

王岸然 原載信報財經新聞 2006-01-06
﹝下文經原作者同意轉載﹞

02年,我用蘋果(大報)的專欄批評{星島}一次違德的報導,結果蕭細和及黎庭瑤打電話給我,並在蘋果寫了篇解釋性的回應。今天,相信他們不會回應信報 (小報)或In-media。民間監察媒體的責任,比從前更重了,因為傳媒互相監察的責任感,比從前是更差的。


  世貿會議已成過去,但世貿的議題永遠未完。以筆者的觀察,這次世貿會議帶來對香港的最大衝擊,不是那些大多數香港人不明就?的自由貿易協議,是一眾民間獨立媒體的興起,以及這些媒體所發揮的作用。其中的問題,恐怕連主流媒體也未察覺!


  世貿的八天會議,筆者去了三天旁觀示威;包括兩次星期日及爆發第一天衝突的十三日星期二,也拍了些示威衝突及韓農跳海的片斷,放到網上電台的網站,發覺當晚就有大量的下載。而網台的節目大量討論有關世貿及示威的議題,收聽人數竟然比平常收聽時多三至四成人。


專業記者不專業

  香港的獨立媒體全為業餘運作,靠的亦只是互聯網傳播訊息。由初期幾個人玩網的規模,到現在有數百人參與,只是短短一兩年間的事,其間的轉變之快速,主流媒體不知不覺,加以輕視。主流媒體中人的視野落後於民間社會,自高自大的結果,是深受教訓,被他們看不起的業餘媒體所教訓。

  第一個例子是在十三日晚上,無線的女新聞記者做直播時,故意戴上防暴用的面具,以增加出鏡時的視覺效果。客觀上,這不是客觀傳達現場訊息的做法,而是將新聞戲劇化以利收視的廉價手段,這種新聞娛樂化的手段更具抹黑當時只在和平靜坐、全無危險舉動的示威者。這事情由一隊來自第一大電視台最高薪資深的新聞
工作者為之,馬上激怒了在場一眾業餘記者。

  於是為數約二十人的民間記者,包圍?無線的記者,不停地哮罵口號,高呼「抹黑、可恥」歷時四五分鐘不肯停下來,結果無線的記者要除下頭盔,才能直播。自然,有人批評民間記者是在做妨礙新聞自由的事,但若然新聞本身有抹黑的不正義成分,妨礙之就理應視為正義的行為!

  整個過程,歷時十分鐘沒有刪剪,網上可以下載觀看,一如置身現場。事實上,整個世貿會議過程中的八天,民間的獨立媒體各自拍攝了大量的數碼錄影,放於各自不同的網站,公眾可免費下載,由於錄影不少由示威者自拍,觀之如置身現場,非常有真實感,亦自然感覺到主流媒體隱去了非常多的情景,間接是在誤導了
港人。

  這?筆者不列出這些民間媒體的網址,有心自己找尋真相,不甘被主流媒介所洗腦的讀者,有責任自己主動利用互聯網的方便,找尋獨立的資訊。只要到雅虎或是Google.com的網上搜尋欄,打上「人民台」,「獨立媒體」,「網政21」,「錄影力量」,就可以找到大量獨立的影音及文字紀錄。

  第二個例子的事件尚在進行之中,更值得大家主動關注。在二○○六年一月三日《星島日報》A4版,有一幅很大的照片,旁邊的文字是「反世貿示威者以殺傷力極大的彈叉發射鐵絲母攻擊警察」,報道的內文及一同出現於該版的其餘照片,皆攝於世貿間的示威。該版的大標題,「彈叉射螺絲母,警員痛入心」。


弄虛作假張冠李戴

  事實是,就是警方所檢控的十四件案中,並無提及任何彈叉射螺絲母事件。而《星島日報》這張暴徒用彈叉射螺絲母照片,來自二○○四年二月於委內瑞拉首府舉行G15高峰會議示威,《星島日報》完全是張冠李戴。

  《星島日報》的編輯,大概不認識互聯網的威力,亦不知民間的監察者神通廣大的一面。網站「獨立媒體」已經將事件報道,網上正在廣泛流傳討論,進一步只是有何抗議行動。民間媒體負上監察主流媒體的責任,不容弄虛作假的敗類作惡,這是漂亮的一仗!


最真情的報道

  世貿期間的示威,筆者發覺有大量的人民記者出現,而且走到最前線拍照及錄影,包括筆者在內。其中有一些以「民間記者」的稱呼出現,有記者證、黃色背心及頭盔以為識別,他們的器材也已經專業化。但他們在示威中的角色,卻非旁觀而是擺明同情示威一方。有民間記者與示威者一同跳海,甚至帶頭包圍無線記者,要
她除頭盔,引來角色衝突的批評與反駁。

  筆者認,人民報道的原意,應更為廣泛,在人人皆受過一定教育,又隨身帶有照相機的時代,「報道」不再是記者的專利,人人都可以是記者,毋須身份識別,而示威者正正是以示威者的身份報道,看的人知便可以了。

  筆者想說的「人民記者」是指全民皆記者,人人都隨時隨地,將所見所聞,記錄下來,上網報道給全世界知道。這樣的人民記者報道,不是最原創、最真情可靠的報道嗎!

6月 30, 2005

論官商勾結

──寫於2005年7月1日前夕
思利治
( 2005年6月30日)

﹝廣告﹞請購買:思利治﹝2005﹞,《官商勾結》,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出版。


什麼是官商勾結?

一般理解,官商勾結是是指個別官員徇私瀆職,在制訂或推行政策時,向個別企業集團輸送利益,利用公權偏幫某些商人或財團,而這些企業集團亦可能透過種種方式回報這些官員。

可是,官商勾結更體現於政府政策和政治制度向資本傾斜,為了保障資本累積,不惜犧牲民眾的人權和需要。


香港有否官商勾結?

港英殖民統治下,行政和立法兩局一開始就全部是委任議員,成員也一向來自商界及專業界別,正是港英政權透過分配政治權力,去讓這些人更暢順地取得經濟優勢,從而鞏固其統治。可見政治與經濟的利益向來都不斷迴環輸送。

1985 年後,立法局引入小量功能組別選舉議席,時至今日,在有限的直選席位及根本上是行政主導的架構下,政治繼續為小圈子經濟利益服務。九七回歸前後,中央刻意 安排一個商人主導的政治-選舉結構,透過政治輸送經濟利益及以經濟利益換取統治的穩定,更是昭然若揭。可見官商勾結本在這樣的體制中有著最基本的保證。

回歸之後實行商人治港,特首董建華與李氏大財團千絲萬縷的關係早已為人垢病,例如數碼港無須公開招標、Tom.com創業板上市獲多項豁免等事件,更是市 民所耳熟能詳。前政務司司長曾蔭權一直堅持西九龍發展計劃單一招標,讓大財團壟斷西九的發展權,保障大財團長期的利潤,更使小市民認定特區政府公然地進行 「官商勾結」。

另一方面,一些以「積極不干預」、「讓市場經濟自行調節」為名的政策,由於不去糾正既有的強弱懸殊這不平等局面,讓資本家可以繼續刮取民脂民膏、為所欲 為,可能是更大範圍的「官商勾結」。事實上,一些由政權策動、表面上中立的政策、法律、基礎建設等,往往是保護及保障著某些特定的資本利益。例如:停售居 屋表面上叫尊重市場,實際卻是明益金融地產壟斷資本之托市措施;動用公帑去興建﹝破壞環境﹞ 的高速繞道,又為地產商進軍/開發某些地域/社區埋下伏線;不肯立法制定勞工的起碼工資,又不肯建立全民性的社會保障制度,大大增加資本家對勞動力的操 縱;削減對公共醫療服務的財政承擔,最終得益的便是醫療保險集團。上述這些例子,在「自由經濟」的旗幟之下皆被視為理所當然,可見在香港,要解決官商勾結 的問題,首要質疑的便是「自由經濟」的意識形態,揭露它隱藏著的讓資本家予取予攜的實質,否則只是枝節刪訂而已。

回頭看香港,收縮公共房屋、領匯上市、西九發展、數碼(地產)港、以至臨立會強行通過強積金、公共醫療開路給醫保集團、工商界主導教育改革、……等事件的 深層危機,乃是在於將各種公眾需要--衣食住行--放置於一個(進一步) 私有化/財團化的體系,然後加以抹煞;又或是索性不去討論一些「發展」項目是否有需要﹝例如迪士尼主題公園提供的工作質素、造成的環境生態影響和文化侵略 就乏人問津﹞就拍板上馬。所以,就算沒有了董建華、有「法例打擊官員瀆職貪污」,公眾對於這種由世界貿易組織推波助瀾、各國政權趨之若騖的全球私有化/財 團化浪潮下的「合法」官商勾結,還是須要窮追猛打的。何況曾特首做財政司司長時向財團大幅減稅退稅﹝直接造成所謂「結構性赤字」﹞、做政務司司長時又力主 西九單一招標、不惜扭曲民意、為供養小撮人免費政治午餐的畸型港式功能組別選舉制度護航,大家還會質疑曾特首打擊「官商勾結」的「決心」嗎?


如何制止官商勾結?

上述有關官商勾結的情況,相信讀者應該可以掌握得到,並提出相應的改革要求。例如要求政府行政和立法機關由普選產生、建立讓基層市民能民主參與監察的公營 服務制度,防止金權、極權和官僚統治;制定反壟斷法、讓市民大眾重新取回被財團瓜分的經濟社會生活空間等,皆曾經有不少人提出過。

在香港,我們浸淫在單一的新自由主義、市場殺戮為本的世界觀中太久,生活成了不斷地依循既有模式:大家出賣時光、社區生活和健康(超時工作去從事所謂生 產),也出賣地球、剝削後代及弱勢社群 (去進行消費及棄置)。這種生活的劇本,則由掌權的超級財團和當地政府寫成。難怪Paul Kingsnorth在 Democracy is Dead一文中提出,當今之世,無論普選出那一個黨派、政團去執政,都難望打破人民的困局,因為不去突破基本的政經體系,及其文化附庸,自主生活根本是遙 不可及。

歸根結柢,膜拜「富裕」、「先進」﹝其實往往是剝削和浪費的同義詞﹞的圖騰,錯將以大企業為準軸的發展模式等同為社會進步,就是大家去策動、容許、或佯作 不見那鋪天蓋地的官商勾結的根源。在這種形勢下,個人或社群若果不進入或要叛離那個以財富積聚及國族富強為旗幟的「世界經濟秩序」,便會被視為「落後」及 「危險」。大家可以容忍強國為開發環境「資源」而製造戰爭,卻不讓依然享有一點自主自在生活方式的部族、群落,背向鼓吹弱肉強食的所謂「自由貿易」而有其 喘息的機會。

我們要不成為官商勾結每天去「攻打桃花源」的幫兇,為現在和未來帶來更大的損耗和苦難,就必須著著實實去認識我們現在身處之境是如何地局限。畢竟,官商勾 結都只不過是這個主流世界失去想像和希望的一個表徵罷了。重尋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真正需要,重建種種被遺忘、被壓抑、被低貶的生活/生命技能/技巧,讓幫 助、關懷、人道、負責、尊嚴的自主含意重現,不用財團及統治機制挪用去作粉飾昇平之用--這才是我們作為短暫的地球過客的一點倫理責任。

﹝思利治是一個三人小組,成員包括有機園丁、閣樓書店店員和政策研究員。﹞

4月 01, 2005

擴闊稅基的政治經濟學

keywords: 財政預算

(本文載於監察全球化聯陣, 《超越「小政府、大市場」──批判新自由主義香港社運文集》,文星文化教育協會出版,2006年。﹞

近年有關本港公共財政的輿論,一個甚囂塵上的議題便是「擴闊稅基」。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在最新發表的財政預算案中,便表示政府會於稍後時間發表諮詢文件,徵 詢公眾對開徵「商品及服務稅」的意見;但同一時間卻又建議把遺產稅取消,每年減少達15億元的收入。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個好像自相矛盾的做法?為何會出現 「擴闊稅基」這個議題?究竟「擴闊稅基」的目的是什麼?稅基被擴闊﹝特別是開徵「商品及服務稅」﹞後,對香港社會的民生有什麼影響?


財政赤字的原因

在香港,認為本港的稅基過「窄」、需要「擴闊稅基」的說法並不是甚麼新鮮的事。殖民地時代後期的財政司翟克誠(1986-1991)便在任內多次提出開徵 某種形式的消費稅﹝後稱為批發稅﹞以擴闊間接稅稅基,但因遭到各界的反對而擱置。香港雖以簡單的稅制和低稅率見稱,但若長期以此支付促進社會發展必須的龐 大資源,也實在匪夷所思。不過自1993/1994年起,政府竟然差不多每年都有大幅度的稅項寬減措施,原因是當時單靠賣地收入累積的財政儲備及其投資利 息已能負擔大部政府支出。當時雖未「發現」所謂結構性赤字的問題,但因經常收入減少﹝政府會計上不把賣地這項經常性活動的收入當作經常收入﹞,在 1995/96年開始財政司麥高樂便索性抽起要求經營帳盈餘不少於非經常開支的一半的預算準則。1998/99時當時的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在亞洲金融危機的 陰影下仍預計政府收入將大幅增長,更調低薪俸稅的最高邊際稅率、遺產稅、利得稅、股票交易印花稅等,使政府每年收入減少數以百億元。

上述種種稅項寬減措施及以賣地收益作為香港政府的重要收入來源的政策,使在泡沫經濟崩潰前,港府的非稅項收入佔稅收高達80%﹝1997/98數字,經合 組織國家的比例只佔16%﹞──當然這也反映以地產帶動經濟的港式發展模式。一旦經濟衰退、賣地收益大減﹝後來港府為托市更一度停止賣地﹞,香港這種高地 價低稅率政策便自然導至香港政府的經營帳和綜合帳均出現財政赤字的問題。賣地收入大幅回升使2004/05年度的財赤大大收窄,便正好說明此點。


提高稅收的策略

雖然政府不是今天才提出擴闊稅基的問題,但無可疑問,近年廣為本地和國際資本代言機構關注的「結構性赤字」問題顯得來勢洶洶,加添了擴闊稅基的合理性和急 切性。可是,單單經營帳出現所謂「結構性的赤字」問題,並不構成「擴闊稅基」的充份理由。根據外國的經驗,要提高稅收以融通財政赤字,最少可以包括下列幾 項做法:

一是把直接稅制改為以總入息評稅的稅制。香港一直採用分級稅制 ﹝薪俸稅、利得稅、物業稅及遺產稅,而個人入息評稅嚴格來說不算是一種稅項,而是一種減輕納稅人負擔的申報方式選擇﹞,沒有以總入息評稅的觀念,無法向其 他各種收入徵稅,影響許多投資決定,製造大量的避稅機會,造成稅務上的不公平。若採用總入息評稅,稅制將不會對納稅人的入息有差別對待,可減少避稅和擴闊 稅網,在不提高稅率下亦能增加稅收。很多發達國家都要求納稅人將所有入息來源作綜合申報,例如在英國,納稅人申報個人入息時要同時申報以下來源的收入:就 業、存款利息、股息、合伙業務、租金、信託基金、資產增值、離岸利益、其他儲蓄和投資計劃的收入等。

二是開徵新稅項。除了政府、專業團體和國際財經機構經常提及的銷售稅外,還包括例如利息稅、股息稅、資產增值稅,對納稅人在世界各地的收入徵稅等。在貧富 不均的社會裡,財產的分佈可能比入息的分佈更遠為不平等,而且富裕人士的入息頗大部份來自資產增值。不像很多經合組織成員國,香港不向資產的增值徵稅,股 息和利息亦免稅﹝利息稅於1989年起全面廢除﹞,因此最有利於資本的累積,卻易加劇貧富差距──包括跨代的貧富差距。而就算兩人的總收入相同,但本地打 工者較有資產及有其他收入來源者要多付稅款,因此橫向的稅收公平原則亦未能達到。

三是提高現有稅項的徵稅能力,包括提高各項直接稅和間接稅的稅率、加強對職業附帶福利徵稅、削減各類免稅額和扣減額等。例如勞工團體多年以來便一直要求香 港政府引入累進利得稅制。現時薪俸稅最高邊際稅率為 20%﹝標準稅率16%﹞,公司利得稅為17.5%; 與普遍採用累進稅制的經合組織國家最高的個人及企業入息稅稅率比較﹝2001年時平均分別達43.6%和32.9%﹞仍有一段距離。除了增加利得稅稅率 外,另一個做法是增加現時薪俸稅制的累進性,例如包括減慢稅階遞增的速率、取消標準稅率及提高最高一或兩級的邊際稅率﹝最近訪港的莫理斯爵士 [Sir James A. Mirrlees, 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亦認為香港政府應提高高收入人士的薪俸稅率,反對開徵銷售稅,見《明報》2004年11月10日﹞。實施這些做法後不但能 增加對大財團和高收入人士的徵稅,更可使過去替前者承擔大量稅款的小商戶及中低層人士獲得稅務減免的機會,使稅制更符合以支付能力為根據的繳稅原則。但香 港的專業團體卻一直只主張調低薪俸稅的免稅額,以使更多月入低於中位數的打工者進入稅網,使稅務負擔下移,難道是因為不敢惹怒他們的最大客戶?


擴闊稅基的目的

七十年代的財政司夏鼎基確立了本港稅制的目標,最重要是產生足夠的稅收,跟著是中性及簡單的稅制,至於稅制的公平性則相對來說不重要,更只會在例外時才會 考慮讓稅制達至財政穩定以外的經濟或社會目標。香港政府一直依循這一保守的稅務政策。1997年前雖三次檢討稅務條例,但歷次有關的檢討委員會的檢討範圍 僅限於稅務行政、法律和技術的層面上,職權規定不能討論財政政策的問題,只能在維持低稅的前提下提出增加稅收的建議。2001年由財政司司長指示成立的 「稅基廣闊的新稅項事宜諮詢委員會」發表的諮詢文件,題目更索性把「擴闊稅基」與「改革稅制」混為一談。

可是,根據前段的分析,改革稅制顯然不等同擴闊稅基,而擴闊稅基也不是只有「開徵『商品及服務稅』」單一個途徑。把擴闊稅基等同為改革稅制,一個顯然的結 果是把稅項歸著的政治敏感課題,排除於整個稅制檢討的範圍內。說到底在現時的分級制的限制下,改良利得稅和薪俸稅的累進程度,雖然能產生大量稅款﹝也最觸 碰既得利益﹞,但沒有增加可供徵稅的活動或人頭數量,也就不算擴闊稅基。議程即然被約化為「首要為政府提供可觀的和穩定的收入」,「商品及服務稅」等一般 消費稅稅項便好像脫穎而出,起碼它重重包圍升斗小民,不像資產增值稅、遺產稅等財產稅項能﹝為有能力聘請顧問協助避稅的富裕階層﹞提供避稅機會﹝雖然不見 得英美日等國際金融中心要因此取消這些稅項﹞。不過,財政政策究竟關顧誰人的利益,恐怕經已呼之欲出。

然而,在公共財政的課題內,稅收的問題受到關注,不單是因為稅收是政府收入的最大來源。稅收不但影響資源配置,稅項最終的歸著更關乎社會各階層稅務負擔的 分佈,對所得分配有著重大的影響。因此,不能簡單地以為凡能使更多較低收入人士墮入稅網就是「平衡」、就是好的做法,這本來是個非常顯淺的道理,香港的主 流媒體竟然把官方的說法照單全收,實在使人非常失望。

把稅制檢討的議程範圍局限在如何擴闊稅基的問題上,便無須檢視整個徵稅哲學、原則及有關的財政政策,當然更無須檢討公共財政﹝包括稅制﹞在有嚴重經濟結構 失衡、貧富懸殊和環境污染的香港內所應有的角色。本港社會發展的政治禁區,又再次被扭曲的價值討論層層籠罩起來。


開徵商品及服務稅的社會後果

香港的貧富懸殊在這十多年間急劇惡化,較許多所謂第三世界國家還要嚴重,而稅制卻無法發揮較大的所得分配作用:直接稅採用標準稅率,對高收入人士和大企業 來說只是一種比例稅,而間接稅多年以來也一直佔總稅收近四成。由於低收入者較高收入者交出更多的收入份額去支付像商品及服務稅這些一般消費稅項﹝即所謂累 退性的問題﹞,開徵這些稅項將使本來不公平的稅制變得更為不公平,勢將造成稅務負擔向低下階層市民的巨大轉移。

雖云在不少國家裡,近年消費稅項佔稅收的比例上升,但經合組織成員國的入息稅的稅率和累進程度一直遠高於香港,需要透過增加間接稅去彌補各項往往最有利於 富裕階層的減稅或豁免措施,故此2001年「稅基廣闊的新稅項事宜諮詢委員會」的報告書指外國「越來越倚重消費稅」的現象,也應該從這個社會脈絡去理解。 事實上在加拿大、英國、澳洲等國家,近年增加採用增值稅(Value-added Tax)的做法,在民間也引起極大的爭論,因其最終結果是導致低下階層不成比例地承擔了公共服務的成本,資源向富裕階層再分配。香港政府如果在引入商品及 服務稅前無法先向社會清楚交待整個稅制的公平性,便難以說服小市民這不是一項劫貧濟富的措施。


小結

財政預算的制定,理應提供一個機會,開放地讓社會人士討論社會發展的適當水平、社會優次的建立和公共資源的有效運用,以至與此息息相關的稅務政策的哲學、 原則及策略,但香港政府在強調減少預算赤字時經常滑坡為開支面的壓縮,在論及收入面時又只重視差額的填補及財政的穩定,不談基本的稅制目標和稅務公平。既 然政府謂取消遺產稅的其中一個理由竟然可以是富裕階層的避稅活動,我們有理由擔憂,這種由上而下的所謂稅制「檢討」、「改革」,將可繼續容讓體制中最大的 得益者積累最大的資本,而一般基層市民的福利恐怕將會再次遭到犧牲。






答讀者問

問:實施累進利得稅後,大公司會否分拆成小公司避稅?

答:有實行累進利得稅的國家因應本國的累進稅架構,設計稅務法例去阻嚇這些避稅策略,例如英國的《所得及公司稅務法》訂明一間公司若有一間或以上的相聯公 司﹝相聯公司是指一間公司控制另一間公司,或同是受到控制的公司﹞,計算稅款時每間公司獲得的邊際稅項寬減(marginal tax relief) 會顯著減少。

6月 10, 2004

抽空演繹的經濟評論──對最低工資批評的批評

這篇文章初稿五月中時曾投稿香港《蘋果日報》論壇,惜未能刊登;同一個月內該報共出現超過十一篇反對最低工資的社論或評論文章﹝後者由各大學經濟學者撰寫﹞,但未見相反意見文章。該初稿後來於五月廿九日、三十日於《明報》論壇版刊登。


經 過工會及其他民間團體多年來的爭取,及媒體對「可恥工資」個案﹝清潔工月薪低至不足二千五百元﹞的揭發後,行政長官終於宣佈向所有政府部門發出行政指 引,規定政府承辦商須以不低於統計處調查收集的薪金中位數僱用非技術工人。由於新指引並未有法律約束力,並且只局限於政府的外判服務,團體表示將繼續爭取 全港性最低工資的立法。

隨之而來的,卻是在各大報章上排山倒海般反對政府這項所謂「最低工資」的文章。例如一份暢銷報章的社論和評論文章 連日來便不斷重覆主張市場工資反映員工的 生產力,在自由市場僱主相互競爭招聘下,工人根本不可能被「剝削」,反而最低工資將使低技術工人被高技術者取代,失業率在引入最低工資後必然大幅上升云 云。

根據坊間經濟學,工資上升必然導致勞動力需求下降;因此設立最低工資,無疑推高失業率,鐵證如山。實情是否必然如此?經濟合作發展組 織於1998年發表的 就業報告,回顧各國眾多有關最低工資的就業影響的理論文獻和實證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各研究者之間「沒有一致的意見」 (註1):除非最低工資制定在「某個未有指明的」水平之上﹝相對於平均工資來說﹞,否則有關的負面影響一般都很小,甚至不少研究發現最低工資對就業有輕微 的正面影響。


標準市場模型 抽離演繹推論

那麼,最低工資會否「大幅」推高「低技術」工人 的失業率?先以論者最常提到的青年失業問題為例,英國的全國最低工資法於1999年4月1日起實施,但18 歲至24歲的年青人失業率卻由1998年第四季的12.1%持續下降至去年第四季的10.0%。學者David Card 及 Alan Krueger分析美國加州的個體資料,發現加州1988年七月提高最低工資至$4.25美金後,與其他美國州份比較,青少年的工資上升十個百分點,就業 率反而上升十二個百分點,此項研究已成為勞動經濟學的經典(註2)。

國際勞工局1998及1999年的報告分析多個與青年就業有關的因 素,包括青年人口、最低工資、總合需求等,認為最低工資與青年失業的關係未有定論,視乎 最低工資的水平、勞動市場的結構和各國的制度等,但最低工資若與總合需求比較,後者對解釋青年失業遠為重要﹝註3﹞。至於上面提過的經合組織報告,雖然依 然認為增加最低工資對青少年就業有負面影響,但同時也承認這對解釋各國巨大的青少年就業差異意義不大。

此外,根據英國低工資委員會﹝Low Pay Commission﹞本年三月發表的資料顯示,少數族裔和殘疾人士這兩個一向最飽受低工資困擾的組別,自該國最低工資實施以來,就業率均有輕微的增加。

重 溫個別的個案研究結果,不單是由於教科書式的靜態分析忽略最低工資對宏觀經濟的正面作用──例如工人的購買力改善能帶動各行業的職位增長。Card 及 Krueger研究引來學者的激烈辯論,促使更多理論模型的建構和實證研究,但對後人最大的啟發在於指出不少「自由市場」鼓吹者往往只是從抽象的公式出 發,未必經得起事實的考驗,卻不願意反省充滿局限的主流理論假定。例如該兩位學者對新澤西州、賓夕凡尼亞州及德薩斯州快餐業的研究便發現,低工資的勞動市 場往往是買家市場,僱主很大程度主導著工資的制定,適度地提高法定最低工資不但不會造成大量失業,反而可能因為工資的提高,減低企業的職位空缺與員工流 失。

這類對低工資勞動市場本質的﹝再﹞發現,與新古典經濟學派先驗地假定勞動市場必然藉由完全競爭產生「供求均衡」,可謂大相逕庭。


膜拜市場圖騰 漠視血汗勞工

上 述的研究對香港現時有關最低工資的討論有什麼意義?香港不少時下的所謂「經濟評論」,包括一些經濟學者和其他作家的通俗經濟文章,往往只是執著一個教科 書式的「標準」「自由市場」模型,便抽離地進行演繹推論,除了訴諸流行「常識」外,對具體環境的分析卻付之闕如,對現實市場中一些決定報酬而個人又不能控 制的結構性因素──特別是所擁有的權力多寡──完全忽﹝漠﹞視。

若失業是由不適當的工資水平造成,那為何近年本港低工資工種人工不斷減 少,但低學歷人士就業困難並無改善﹖近年本港的一些社會研究經已指出,九十年代香港 的勞動市場已分裂為核心與邊陲的二元化勞動市場 (註4)。「非工業化」形成的結構性失業固然打碎了前製造業勞工的飯碗,泡沫經濟爆破後的大量失業再拉拔僱主的優勢地位,政府的外判政策和資方的經營策略 又使僱傭關係愈趨彈性化,使流入服務業的低學歷工人的職業保障和工作條件每況愈下,「入職」也不再必然是「脫貧」的踏腳石。

在半隔離的低 工資勞動市場裡頭,勞資雙方權力嚴重失衡(註5),造成資方有大量壓低工人工資的空間,所謂「收入反映個人的技術水平或生產力」論遠離基層民 眾的生活經驗。立法最低工資正正是為了抗衡資方的市場優勢,減少部份無良僱主的剝削,促使所得由資本向貧苦勞工較為公正地再分配。

當然, 香港的勞工團體雖不會像部份經濟學家般跨大最低工資的就業影響,但也不是天真到以為單憑最低工資足以改變所有貧窮家庭的困境。前述的一些英國弱勢組 別在最低工資實施後就業率沒有顯著減少,除了溫和的最低工資水平刺激企業提高生產力﹝如增加對工人的培訓、工人的士氣改善等﹞能抵消增加的成本外,英國政 府亦對長期失業人士採取積極的就業措施,例如津助就業、職位保證、平等機會政策、職業培訓等。在勞資雙方權力懸殊的情況下,設法稍為減輕就業貧窮,只是政 府責無旁貸的第一步,稍後還需要其他勞工法例的改善、職位創造政策和全民性社會保障制度的配合,才能根本地扭轉弱勢社群的不利處境。然而,若不先行立法阻 止低工資工種人工無止境下滑、不是把低薪勞工家庭推入綜援網﹝用公帑補貼私人企業僱主﹞(註 6),就是讓持續惡化的貧富差距為社會衝突埋下計時炸彈

當 全世界已有超過八十個國家確認最低工資國際公約或設立不同模式的最低工資制度的時候,難道香港人不能堅持一點點起碼的道德標準,仍要任由無形之手製造可 恥的工資水平?本港的血汗勞工的現象有增無減,我們現在是時候放下對自由放任市場圖騰的盲目膜拜,通過真正平等的社會對話開展適合香港的最低工資模式的討 論。


註:
1. OECD, 1998, Employment Outlook, OECD, Paris, p.31.
2. Card, D. and Krueger, A. B., 1995, Myth and Measurement: The New Economics of the Minimum Wa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Card 及 Krueger 的研究主要限制在於調查時間離法例修訂太近,不過他們的貢獻在於把「僱主的市場力量」這個備受忽略的議題重新放回最低工資的議程,下詳。
3. Ghellab, Y., 1998, "Minimum Wages and Youth Unemployment", Labour Law and Labour Relations Branch, Action Programme on Youth Unemployment, Labour Law and Labour Relations Branch,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Papers 26, Geneva; 及ILO, 1999, "Employing Youth: Promoting employment-intensive growth", Report for the Interregional Symposium on Strategies to Combat Youth Unemployment and Marginalization, 13-14 December 1999, Geneva.
4. 例如:黃洪、李劍明,2001,困局、排斥與出路:香港「邊緣勞工」質性研究,香港樂施會。
5. 有關原因包括:缺乏就業機會﹝如工廠北移、年齡歧視﹞、地域流動受阻﹝如婦女往往須兼顧家庭照顧工作﹞、資訊缺乏、搜查成本高昂、家人挨餓、工會又無權集體談判......
6. 《成報》,「基層空缺雖增人工僅三四千 低薪領綜援個案續增」,2004年6月7日,香港。

12月 01, 1999

公平公正公開講大話 合情合理合法踩人權

葉蔭聰、蔡建誠、文思慧合著


世紀將盡,我們要向前邁進還是墮入人性賤化的深淵,就要取決於是否有向不公義說「不」的勇氣。特區政府正意圖帶領香港社會進入一個人權水平低落、法治蕩然無存、人道關懷解體的瘋狂年代;我們不能與此同流合污,我們要敢於抗拒。

平 穩過渡之後的政權,不是和平的千禧年,而是驚濤駭浪的世紀末;東亞金融風暴暴露了香港過去被發展主義所掩蓋的問題,如壟斷性金融房地產的經濟結構、社會 保障水平長期落後於國際標準......等;經濟危機勢演變成為對特區政府的認受性危機。「居港權事件」正是特區政府嘗試反彈,企圖以最非理性的威權去模 糊港人視線、奪回操控大權。

明明是家庭團聚的基本人道立場ABC問題,行政獨大的特區政府最初還以為可以隻手遮天,無視法律賦予港人內地 子女的權利,誰知終審法院的判詞一出,卻向自 以為是的特區政府潑了一盆冷水,更把統治階層弄得發了神經,視此為挑戰偉大領導構想的「兩制」背後「一國」權力的忤逆行為。

行政專制是維持特區有效管治不可動搖的遊戲規則,為了重奪行政主導之勢,統治階層發癲發狂,不惜把香港社會人人弄得神經兮兮,煽動港人一直存在的排外情緒。

先 來一招「報憂不報喜」的乘數運算、拋出大堆誇張嚇人的數字「調查」,製造強烈的公眾恐慌,然後「順應民意」,「邀請」人大釋憲,「合情合理合法」地剝奪 港人內地子女的居港權,不但斷送早已是搖搖欲墜的法治,還搧風點火,令長存於香港社會的結構矛盾轉化為草根市民的互相指摘與敵視,使特區政府能以港人「整 體利益」保護者自居。

當然,製造道德恐慌、塑造單一意識、尋找代罪羔羊、藉此轉移視線,是全世界政權面對管治危機時所共用的醜惡伎倆,香港政府亦不例外。遠在居港權事件之前、 金融風暴來臨之際,權力集團早已借「綜援養懶人」、「外傭減薪」等事件小試牛刀。

在泡沫經濟破裂、中產階級變成負資產階級之前,基層市民早已苦不堪言:貧富懸殊隨著經濟成長越發擴大、失業、開工不足、消費力下降、生活質素不斷惡化。金融風暴稍為平伏,不是光明的明天,而是社會更加貧富兩極化的黑暗將要到來。

在 既得利益者的阻撓下,特區政府不願亦不能把社會的結構矛盾消除,而只能把矛盾轉移與掩飾。在就業貧窮嚴重、失業人數大增之時,把綜援個案增加說成是窮人 罪證,找到絕佳理由來削減綜援,搞個社會保障大倒退、窮人鬥窮人。居港權問題又正好在社會漸漸要求政府增加社會服務開支以刺激經濟時出現,特區政府再次運 用更法西斯式的欺瞞、標籤、抹黑、煽動、製造排外來轉移視線,塑造基層市民的子女為與其他人「爭飯碗、爭福利」的萬惡之源。

根本不談社會制度的基本公義、只關心權力集團的既得利益,這樣的政府就是要把草根社會導向互不信任、自相殘殺的人間地獄,使基層市民團結合作更形困難,從而把利益分配模式鞏固下來。

可 是,當政權滿以為惡計得逞之際,心水清的小市民自然明白,特區政府是絕不可信的大話精。民間團體與個人面對特區政府鼓吹「人人自已顧自已」的分化策略的 方法,是團結友愛,抗拒支配,堅持爭取要過以人道關懷和自我反省為基礎的尊嚴生活,並基於這種原則,作出實質及象徵行動,拒絕與腐敗的政權同流合污,才能 達致增加人民之間的團結和自強。

任何願意真誠磊落生活的市民,不妨以自己的方式向無法無天的法西斯政府表示抗議:無論是對狗官一個鄙視的眼光,或是採取任何渠道罵他/她們一個狗血淋頭,也是挖行政霸權牆腳的好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