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不是賜予的*： 每人一小步， 香港一大步，呼籲港人團結爭取普選

各位市民:
梁唐之爭, 出人意表: 共產黨鬥地產黨，結果爆出驚人內幕。
早一天, 有些市民還會對某位特首候選人存有憧憬。
但是，昨晚 (三月十六日) 電視辯論的訊息很明顯：要解決當前的政經亂局，我們再不能依靠由小圈子的選舉委員會制度所產生的特首。
原因非常清楚：唐英年上位， 香港的金融地產霸權，繼續猖獗；梁振英上位，香港的人權自由，笈笈可危。(+)
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敢對香港的金融地產霸權說不的特首；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敢對中共的殖民壓迫說不的特首。
我們需要的，是一個以香港普羅市民利益為依歸、對香港普羅市民問責的特首。
我們需要的，是由真正普及而平等的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機關。
而真正的民主選舉，肯定不會是由上而下賜予的。
只要我們看清楚這點，不再等待專制政權的施捨，不再幻想金融地產霸權會收歛，不再依賴政客作我們的代理人。
政治就是眾人之事。
「政治」從來不應該是上而下的僵化統治；「政治」應該是由民間社會內部發出的民主自管，這才應是香港市民堅持捍衛的政治。政治從來都不應是被動的旁觀，而應永遠是公民自主參與的社會自治。
只要我們不再妄自菲薄，自貶為電視機前的無力觀眾；只要我們緊記「歷史由人創造」的道理；只要我們回憶2003年七一大遊行五十萬人和平示威遊行的自豪和威力；只要我們信任團結的力量，在當前人人熱血沸騰的社會氣氛下，今次，我們是絕對絕對有機會爭取到普選的。
普選將要出現。我從來沒有像今晚這麼樂觀過。我從來沒有想過，香港會有真正全面普選的一天，而且離得我們這麼近。
我們將會終結特首選舉的小圈子制度，我們將會終結畸形的功能組別選舉制度，我們將會終結鞏固既得利益和官商勾結的政治制度。
我們將會建立讓普羅市民能民主參與監察的公營服務制度，我們將會建立防止極權、有效減少濫權、金權、官僚統治和黑箱作業的民主政治制度。
所要的，只是我們齊心地、勇敢地踏前。我們這代人每人的一小步，將是香港千秋萬世的一大步。
各位市民，上街吧！

註:
* 方勵之先生的名句。
+ 當然，觀乎梁振英與財團(特別是中資) 的關係，他一旦當選，地產霸權可能一樣猖獗。

(轉載)「我們憤怒了，要求立即舉行全面普選行政長官選舉」聯合聲明

我們是一群長期關注香港民主發展的基督徒團體，對於特首選舉所揭發的種種醜聞及抹黑材料，我們認為這正正突顯小圈子選舉腐朽的劣質性，並重申要求立即進行全面普選！

現 時各特首候選人相繼被揭發牽涉誠信問題，反映特首小圈子選舉已淪為香港各利益團體的角力場，他們所代表的只是個別人士或集團的利益，而非全港市民利益。無 論各候選人如何戴上一副聆聽民意的假面具，其目的都是為了借助民意取信中央，換取管治香港的權力。因為現時特首選舉委員會只由1200人組成，大部分成員 均來自大財團及親北京人士，因此無論誰當選特首，都只會服務其背後的利益集團，而非以市民褔祉為依歸。由於現時仍未有全面普選，香港市民連拒絕知法犯法的 候選人無恥地強行繼續參選、甚或阻止這些人當選為特首，都完全無能為力！因此，我們認為任何候選人在現行制度下當選特首，是欠缺認受性及民意授權。

近 日行政長官曾蔭權被揭發懷疑收受商家利益，一再揭示出這不只是個別人士的道德操守問題，而是由小圈子選舉產生的特首都只會靠攏支持自己的大商家，必然導致 官商勾結及利益輸送，而繼續沿用現有的小圈子選舉制度，再荒謬的事也會無日無之地發生！回歸十五年，政府施政能力不斷倒行逆施，地產霸權的利爪已伸展到香 港人生活的每一個細節，貧富懸殊名列世界之首，基層市民生活困苦，民不聊生，禍因就在於特首只需向以商界財團為首的小圈子選委負責，而不需要面對普羅市 民。與此同時，香港的言論、集會及新聞自由亦在近年不斷被收窄，選舉公正性受到大量種票而受到腐蝕，香港一向引以為傲廉潔也因而岌岌可危。假若下一任特首 繼續由中央欽點，由1200名選委護航，香港的人權及自由將會進一步受到打壓、社會的不公及貧富懸殊將會繼續惡化，維繫香港的核心價值將會萎縮甚至消弭！

我 們亦為香港社會感到悲哀，全城追撃特首選戰的花絮，報導各候選人民意的調查，但其實市民只能被迫作壁上觀，完全沒有提名及投票權，充滿無力感。同時，市民 面對的民生問題，如貧富懸殊、住屋問題、標準工時、全民退休保障以至港人在內地懷孕妻子的生育權利卻一直未有解決，亦缺乏關注。面對香港政府的無能，市民 無可奈何，亦不能透過手中的選票作出改變。在這個黑暗的時刻，基督徒仍然盼望上主的臨在及光照，一同在民主的苦路上，崎嶇前行。

我們強烈要求：

1.中央政府即時停止干預特首選舉，立即實現行政長官及全體立法會議員的普選！

2.行政長官曾蔭權必須配合廉政公署的調查，還港人一個真相，並必須就利益輸送問題問責下台！

3.所有特首候選人應該立即退出選舉，與市民站在同一陣線，以行動向小圈子說不！

4.選委會全部成員應該立即辭職，主動放棄選舉特首的特權，以行動表達對小圈子選舉的不滿！

5.我們呼籲基督徒與全港市民走上街頭，參加3月3日的「踢走爛攤子、還我真普選」大遊行，以大家的汗水與聲音向政府再次表達的不滿，要求立即進行全面雙普選！

聯署團體：

香港基督徒學會 基督徒關懷香港學會

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

一代人公社 Hallelujah Get Out

葵涌邨基督徒基層團體 基督徒關注褔利小組

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社關團契 網台節目「天外有天」

眾樂教會 基督路小教會

踢走官商勾結，還我普選權利，還我平等公義香港！

曾蔭權啊曾蔭權，當你還是財政司/司長時 , 1998/99時在亞洲金融危機的陰影下，居然仍藉口政府收入將大幅增長，調低薪俸稅的最高邊際稅率、遺產稅、利得稅、股票交易印花稅等，向富有階層大幅 減稅退稅，使政府每年收入減少數以百億元，不但直接造成當年香港政府的所謂「結構性赤字」問題，更令欠缺垂直公平的稅制變得更不公平，造成今時今日的小商 戶及中層人士，繼續替少數大財團和高收入人士承擔大量稅款。

在你任政務司司長期間，你一直堅持西九龍發展計劃單一招標，讓大財團壟斷西九的發展權，保障大財團長期的利潤。

在你任特首期間，香港民主政制發展原地踏步，供養小撮人免費政治午餐的畸型港式功能組別選舉制度和維護既有利益分配格局的分組投票制度，繼續暴虐民間。

在你任內，樓價和租金急升到完全脫離中下階層市民和小商戶的負擔能力，百業荒廢 (由自由行帶動的旅遊業和地產業例外)，地產金融集團成最大得益者。

而《競爭法》草案更因資本家的要求，取消了作為支柱的獨立私人訴訟的權利，令反壟斷制度形同虛設 (王岸然，《信報》，2011年10月26日)。不去有效糾正既有的強弱懸殊這不平等局面，讓大資本家可以繼續藉經濟勢力欺壓小經營者，可能是更大範圍的「官商勾結」。

你的人口政策和宜居灣規劃，鼓勵香港窮人遷移內地，使內地富人及其子女來港填補，對香港進行階級清洗。

多年以來，不少評論員和我本人都強烈指摘你的政策向資本傾斜，為了保障資本累積，縱容資本家刮取民脂民膏，犧牲民眾的人權和需要。可惜在不民主的制度下你仍然可以充耳不聞，我行我素，直至今天。

今天，剛愎自用的你，終於自食其果，身敗名裂。你讓我們明白到， 專權政治與特權階級的微妙關係、了解官商勾結的真諦、明白到民主運動必須同時針對財權與公權兩者的重疊。

市民大眾必須重新取回被財團瓜分的經濟社會生活空間。

香港的普羅市民們，現在是時候上街，踢走官商勾結，還我普選權利，還我平等公義香港！

舊文重貼:

論官商勾結

歡迎新舊移民、反對官商勾結、反對殖民壓迫、建立自主香港

1. 香港基層 (八十歲後、家庭主婦、紮鐵工人、家務助理、中港家庭、長住外傭和其他廣大勞工階層) 都是在高度富裕繁榮的城市背後，為香港這個「神話」，付出血汗辛勞、青春健康、甚至寶貴生命的無名英雄，多年來對香港本土，累計不能幣值化的貢獻，他們能理直氣壯地使用香港資源，不是因為他們幸運，而是因為長年辛勤付出，這是個高貴可敬的理由。

基層市民胼手胝足, 漸漸養成「節約自然和社會資源」、鄙視「不勞而獲和吞食集體勞動成果的人」的心態。

對外來的蝗蟲來說, 蝗蟲行為是生物求生和繁殖本能所必須，沒有道德上的對錯； 但對本地農民來說，蝗蟲侵蝕莊稼，是個巨大的災難。

那些「不勞而獲和吞食集體勞動成果的人」，被比喻為「蝗蟲」(或老鼠、寄生蟲)，鄙視「蝗蟲」成為基層的行為及評價基礎，即基層生存心態的一部份。

2. 香港是移民社會，香港人口包括本港出生、中國內地移入、不同國籍和不同族裔等人。另一方面，香港的本土意識自七十年代開始冒起，「香港人」的身份開始確立，大眾傳媒和植根於本土的社運開始出現。

2003 年七月一日的五十萬人大遊行、灣仔利東街 (囍帖街)的重建、天星鐘樓和皇后碼頭的遷拆、高鐵工程/菜園村清拆等事件的爭論及所激起的保育運動，反映本港新生代力量的冒起及具自我批判的新本土意識 的出現，他們很多人厭惡港式大都會的懨悶發展邏輯，抗議行政主導管治為小圈子經濟利益服務，反對發展主義淹沒社區歷史、破壞社會資本和摧毀平民家園，關注 香港這個高度資本主義、但每天蠶食獨特本土文化和共同回憶的城市，能否享有永續的未來。


3. 近年透過「自由行」、投資移民、專才計劃、雙非生子(即父母雙方均為大陸人)和單程證等方式，大陸人和其後代近乎不受限制地不斷湧入香港。他們部份人的行 為、習慣 和態度，滋擾本地風俗民生，成為本地人的話柄。與較早年開始進入香港底層的大量新移民婦女 (其配偶多是本地男性勞動階層)和兒童 不同，這些大陸人除低收入人士外，還包括國內的城市中產和從貪污腐敗的黨國資本主義大富起來的權貴階級。

本地 的大財團和寡頭壟斷地產商透過官商勾結影響香港政府的政策，強化「自由行」，方便資本累積，撈盡好處；「自由行」加劇租金上漲，逼走小商戶和老舖，連鎖集團商店進佔，令經濟社會生活空間變得更為懨悶和缺乏個性。旅遊業一支獨秀，支配本港零售銷售業。加上大陸防洪排洪的政策, 引致大量熱錢黑錢北來, 再加上西來熱錢， 進一步扯高樓價和租金。

中低階層的本地勞工若非受僱於需求旺盛的經濟部分，最低工資和人工上升抵不住日常生活的消費通脹和租樓置業。

4. 在這些大陸人口當中，有人不用在香港居住, 但可炒賣香港樓宇; 有人不用在香港居住, 可投票種票。 兩者都可滅絕本土; 因為他們不用承擔自己行為的後果。若說什麼「蝗蟲」行為，這些小數害群之馬才配稱「蝗蟲」。

當然，若以「不勞而獲和吞食集體勞動成果的人」去界定「蝗蟲」，本地那班吸盡基層的血汗錢、吞噬社會財富的地產商，和透過官商勾結刮取民脂民膏、吃得肚滿腸肥的大財團 (及依附這些權貴階級的專業人士)，才是蝗蟲之王。

5. 可是，民粹勢力在社會經濟危機時往往引導本土意識走向族群歧視的方向，早年的例子，包括所謂「綜援養懶人」的道德恐慌，以女性為主的單親家庭成為代罪羔 羊； 近年則是關於外傭居留權的爭論，移住傭工被視為純粹生產機器，在在投射出狹隘的本位主義和種族/階級歧視；這些民粹勢力的例子，包括「愛護香港力量」和以 葉劉淑儀為首的「新民黨」。

6. 有些人擔心，「蝗蟲」這個情緒字詞或有關的想像，會造成對所有大陸人的仇恨，引導本土意識走向族群歧視的方向，甚至牽連單非家庭 (即父母其中一方為香港人，另一方為大陸人) 和新移民。

7. 另一方面，在西藏和新彊, 整個漢族的湧入和集體行為已大幅度地把當地的文化價值和歷史文物連根拔起；這是每日對當地本土和人民進行著的殖民主義。

有些人 (例如專欄作家陳雲) 開始擔心這些不受限制不斷湧入香港的大陸熱錢和大陸人，加上本港的語文教育、國民教育、高鐵工程、旅遊業、珠江口宜居灣區規劃等政策，他們認為這是一種經精心策劃的文化侵略和殖民壓迫。

8. 香港的部份激進左翼人士，把批判的焦點放在近年在網上或報章傳媒流行的蝗蟲論，卻忽略本地基層的生存心態 ── 把他們的不公平的感覺，看作是對政經現象本質或自我的錯誤理解的假意識 ，也忽略本土可能面對的殖民壓迫 (不自覺的大漢沙文主義或文化民族主義)。他們不願去觸碰「公民權」的核心課題: 一個本港各階層各黨派均正熱烈討論和積極介入的話題。

9. 不過也有小部份人士，認同雙非子女有潛質成為香港未來的生力軍, 支持雙非子女和其主要照顧者有條件地在本港逗留，條件是居港七年、接受本地教育 (基礎教育和成人教育)和有正當學業/工作，之後才可申請居港權，但本港公民或其家庭成員有權優先享用公共服務 (緊急個案、有龐大界外效益或基於恩恤原則等情況下例外)。這是從「居港年期」和「家庭團聚權」定義本港公民權和居港權的嘗試，同時適用於是回流港人、 「雙非」子女、新來港人士、移住傭工、「八十後」和八十歲後。

故此，「單非」是港人家庭，享有公民權；移住傭工若住滿七年以香港為家，也應可申請公民權；但不通常居港者就喪失投票權。

他們也要求限制游資進出、限制投機炒賣、限制投資移民、反對中央集權、反對財團壟斷、以民生優先發展社會服務 ，和復興社區經濟等主張。

更有人建議改革充滿歧視和遭受嚴重濫用的丁屋政策。

10. 部份人士批判中港兩地權力集團勾結的同時, 也開始反思疏離本地基層常理世界的左翼論調，到底是拱手把意識形態戰場相讓，讓保守本土勢力奪取本地市民社會的領導權，並助長中共的殖民壓迫；還是有助面 對新本土意識出現的事實, 有助建構進步、民主、自主、保育、有生態和人文承擔的本土論述。

11. 資本流動高度蠶食本土文化，「自由行」又促進資本累積，可見資本可能是「自由行」的最大得益者。但殖民化同時可透過不受控制的外來人口湧入 (例如自由行和人口政策)、有系統的種票 (特別是發動有居留/投票權但非常住當地的人口)、國民教育、語文教育、高鐵、宜居灣等國家權力的行駛進行，這也是今天部份論者恐慌香港本土淍零的主要原 因。我們必須面對「市民 ─ 抵抗 ─ 國家霸權日益矮化/磨滅本土獨特文化/價值/身份」這個事實。

12. 因此，進步左翼人士和本土力量的共同針對目標，應該同時包括資本和國家霸權。

港人身份 ? 香港主體性?

新香港人的身份，不應依靠刻板定型來建立；本土意識，不應依靠強分內外而催生。

族群仇恨與大漢沙文主義，同樣要踢走；本土力量與社運人士停止互相指責、研究合作之可能，其目的是要成就一個具自我批判的社群，對抗資本和國家霸權這批共同敵人。

對，不斷地自我批判而又分享共同歷史之可能，就是享有這主體性的新新香港人。

(轉載) 陳景輝《香港家書》

近日「八十後」這個概念甚囂塵上，可筆者對它沒有好感，因使用它的人有意無意間把階級矛盾簡單約化為世代矛盾 ，有淡化「官商勾結」的效果。

以下是陳景輝在港台「香港家書」中，致信財政司長曾俊華的全文 (2010年1月9日)。輝仔，說得太好了，您是港人之光，謝謝您！

曾司長：

近期很多人談論「八十後」，包括你在內的政府官員，時事評論員，甚至社會學家都在討論此事。一次，我讀報時翻到娛樂版，赫然發現連新晉明星的名字後面都添上了一個新的形容詞，是為「八十後」。此類說法可能出於善意，但我認為部分郤有點捉錯用神，譬如，曾司長你在個人網誌中提到，相比上一代，我們「八十後」這一代不只關注置業問題，反而關注物業有甚麼設施，泳池有多大，私隱度是否足夠等。其實我們一群「八十後」讀過文章後，簡直「O?嘴」，覺得當中有些事被完全搞錯了。因為我們所關注的不只是自己的私人會所或物業會所泳池的大小等，而是一座城市的命運。我們對家庭的觀念不只局限於私人屋苑，而是整個香港的未來，我們的城市，可有尊重和守護自己的果實？不論這些果實是我們辛苦累積的公帑，抑或是植根多年的社區。

不過，這個私人會跟整個香港之分，可能是「八十後」這個世代論爭很重要的面向。曾司長，其實這個面向有歷史淵緣。翻開有關香港城市發展史的書籍，我懷疑今天的新城市廣場是我們這兩代的分裂點，我何出此言？話說八十年代初，新城市廣場落成時，我知道你們這一代都認為這廣場是城市代現代化和進步的標誌，是文明的所在。因為當時香港尚有很多木屋，大部分地區都欠缺完整的城市規劃，於是這個位於新市鎮，擁有噴水池和密封消費空間，及貨品上有射燈的地方，你們這一代就會認為是好的環境，這些就是城市的進步。30 年後，這就可能變成是西九龍的廣場。分裂點在於我們這一代成長時不再是城市廣場有如奇葩的經驗，而是我們「八十後」每天放學就會到附近的商場，放假和週未就走遠一點，去更大型的商場，更誇張的是，每逢節慶，我們就前往港島中心最龐大的商場閒逛，遊遊走走，這些重覆的經驗佔據了我們「八十後」在城市空間生活的大部分時光。我們感覺不到那種進步和文明，感覺不到那種城市改善的經驗，反而是一種懨悶，一種千篇一律。裡頭都是一式一樣的跨國名牌，消費場所都是無歷史、無街坊、無故事的地方。所以，曾司長，我不知你是否同意，新城市廣場就是我們這兩代的水嶺。如果我們這時還有向前多踏一步，就不是重覆八十年多初，興建更多新城市廣場，而是應回頭過去，看看這種發展遺忘了甚麼東西。

其實這種捉錯用神，除了源自城市空間經驗外，我發覺很多人，包括曾司長你在內，都用了一本本地社會學者呂大樂的著作《四代香港人》，裡頭有不少觀點都被應用到反高鐵運動的「八十後」身上。我認為都是這一句，捉錯用神。何解？該書的眼鏡及框架都是來自上一代人，它把世代之爭解釋為下一代能否上上位，上一代是否霸佔社會位置和機會，故此我們這一代的不滿和示威皆因我們要有上位的機會，增加改善我們的薪酬和工作待遇等等。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大部分反高鐵運動的「八十後」青年有穩定職業，部分是兼職散工，都能糊口，亦有部分正在讀書，尚未工作。但我們的訴求完全不是改善工作待遇或爭取上位。就算你給予我們一個位置，加人工給我們，都只會為我們提供更多資源去參與社會改革，希望介入社會，不論是你或是其他各大報章傳媒，不停引用的「四代香港人論」，上位與否，我認為不單是一種誤解，更是一種誤導，令整個社會以為只要改善經濟，只要提供就業，就能解決我們的訴求，這是再一次錯用神，完全irrelevant 。

到底我們的訴求是甚麼呢？曾司長，你可趁此機會聽清楚，我們爭取的不是經濟改善，亦不是報紙訪問我時所說的民生，亦不是傳統的普選問題這樣簡單，而是要回歸城市空間政治。可能對很多人來說這是一個陌生的觀念，但對我們這一代來說，這是一個清楚的訴求。其實我們不是2009年底才出現的「八十後」青年，其實早在三年前天星皇后的爭論中，我們這班人當時己經出現。再遠一點，其實我們是來自社會運動，如你尚記得囍帖街的清拆，那時街坊和街道都是生氣勃勃，強行被清拆。在2009年，我們八十後青年之間有一個笑話，甚麼是真正的「八十後」呢？當很多人問我們時，我們會自言自語說，真正的「八十後」是菜園村年過八十的高婆婆！我們之所以走出來，是因為我們記憶和信念中，我們見到香港真正重要的地方，是一些勞苦大眾、屬於城市平民的社區，是屬於他們的家園，屬於他們的故事。我們走入社區，去到菜園村，我們可以在這些地方感覺到生氣勃勃，感覺到每一個住在那裏世世代代的香港人，植根在該處的勞苦大眾，能夠講出他們是怎樣來的！我們是「一個跨世代的合成主體」，我們記住的是比我們年長很多的一代，不過未必不是住在半山，而是住在平民大眾社區的老街坊，他們的故事很重要。我們的城市不應只被大商場壟斷。如果真的要說我們的訴求是甚麼，我們只是希望我們這一代人，可以令下一代人，不會像我們「八十後」般天天重覆生活於懨悶壟斷的商場中。

論官商勾結

──寫於2005年7月1日前夕
思利治
( 2005年6月30日)

﹝廣告﹞請購買：思利治﹝2005﹞，《官商勾結》，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出版。


什麼是官商勾結？

一般理解，官商勾結是是指個別官員徇私瀆職，在制訂或推行政策時，向個別企業集團輸送利益，利用公權偏幫某些商人或財團，而這些企業集團亦可能透過種種方式回報這些官員。

可是，官商勾結更體現於政府政策和政治制度向資本傾斜，為了保障資本累積，不惜犧牲民眾的人權和需要。


香港有否官商勾結？

港英殖民統治下，行政和立法兩局一開始就全部是委任議員，成員也一向來自商界及專業界別，正是港英政權透過分配政治權力，去讓這些人更暢順地取得經濟優勢，從而鞏固其統治。可見政治與經濟的利益向來都不斷迴環輸送。

1985 年後，立法局引入小量功能組別選舉議席，時至今日，在有限的直選席位及根本上是行政主導的架構下，政治繼續為小圈子經濟利益服務。九七回歸前後，中央刻意 安排一個商人主導的政治-選舉結構，透過政治輸送經濟利益及以經濟利益換取統治的穩定，更是昭然若揭。可見官商勾結本在這樣的體制中有著最基本的保證。

回歸之後實行商人治港，特首董建華與李氏大財團千絲萬縷的關係早已為人垢病，例如數碼港無須公開招標、Tom.com創業板上市獲多項豁免等事件，更是市 民所耳熟能詳。前政務司司長曾蔭權一直堅持西九龍發展計劃單一招標，讓大財團壟斷西九的發展權，保障大財團長期的利潤，更使小市民認定特區政府公然地進行 「官商勾結」。

另一方面，一些以「積極不干預」、「讓市場經濟自行調節」為名的政策，由於不去糾正既有的強弱懸殊這不平等局面，讓資本家可以繼續刮取民脂民膏、為所欲 為，可能是更大範圍的「官商勾結」。事實上，一些由政權策動、表面上中立的政策、法律、基礎建設等，往往是保護及保障著某些特定的資本利益。例如：停售居 屋表面上叫尊重市場，實際卻是明益金融地產壟斷資本之托市措施；動用公帑去興建﹝破壞環境﹞ 的高速繞道，又為地產商進軍/開發某些地域/社區埋下伏線；不肯立法制定勞工的起碼工資，又不肯建立全民性的社會保障制度，大大增加資本家對勞動力的操 縱；削減對公共醫療服務的財政承擔，最終得益的便是醫療保險集團。上述這些例子，在「自由經濟」的旗幟之下皆被視為理所當然，可見在香港，要解決官商勾結 的問題，首要質疑的便是「自由經濟」的意識形態，揭露它隱藏著的讓資本家予取予攜的實質，否則只是枝節刪訂而已。

回頭看香港，收縮公共房屋、領匯上市、西九發展、數碼(地產)港、以至臨立會強行通過強積金、公共醫療開路給醫保集團、工商界主導教育改革、……等事件的 深層危機，乃是在於將各種公眾需要--衣食住行--放置於一個(進一步) 私有化/財團化的體系，然後加以抹煞；又或是索性不去討論一些「發展」項目是否有需要﹝例如迪士尼主題公園提供的工作質素、造成的環境生態影響和文化侵略 就乏人問津﹞就拍板上馬。所以，就算沒有了董建華、有「法例打擊官員瀆職貪污」，公眾對於這種由世界貿易組織推波助瀾、各國政權趨之若騖的全球私有化/財 團化浪潮下的「合法」官商勾結，還是須要窮追猛打的。何況曾特首做財政司司長時向財團大幅減稅退稅﹝直接造成所謂「結構性赤字」﹞、做政務司司長時又力主 西九單一招標、不惜扭曲民意、為供養小撮人免費政治午餐的畸型港式功能組別選舉制度護航，大家還會質疑曾特首打擊「官商勾結」的「決心」嗎？


如何制止官商勾結？

上述有關官商勾結的情況，相信讀者應該可以掌握得到，並提出相應的改革要求。例如要求政府行政和立法機關由普選產生、建立讓基層市民能民主參與監察的公營 服務制度，防止金權、極權和官僚統治；制定反壟斷法、讓市民大眾重新取回被財團瓜分的經濟社會生活空間等，皆曾經有不少人提出過。

在香港，我們浸淫在單一的新自由主義、市場殺戮為本的世界觀中太久，生活成了不斷地依循既有模式：大家出賣時光、社區生活和健康(超時工作去從事所謂生 產)，也出賣地球、剝削後代及弱勢社群 (去進行消費及棄置)。這種生活的劇本，則由掌權的超級財團和當地政府寫成。難怪Paul Kingsnorth在 Democracy is Dead一文中提出，當今之世，無論普選出那一個黨派、政團去執政，都難望打破人民的困局，因為不去突破基本的政經體系，及其文化附庸，自主生活根本是遙 不可及。

歸根結柢，膜拜「富裕」、「先進」﹝其實往往是剝削和浪費的同義詞﹞的圖騰，錯將以大企業為準軸的發展模式等同為社會進步，就是大家去策動、容許、或佯作 不見那鋪天蓋地的官商勾結的根源。在這種形勢下，個人或社群若果不進入或要叛離那個以財富積聚及國族富強為旗幟的「世界經濟秩序」，便會被視為「落後」及 「危險」。大家可以容忍強國為開發環境「資源」而製造戰爭，卻不讓依然享有一點自主自在生活方式的部族、群落，背向鼓吹弱肉強食的所謂「自由貿易」而有其 喘息的機會。

我們要不成為官商勾結每天去「攻打桃花源」的幫兇，為現在和未來帶來更大的損耗和苦難，就必須著著實實去認識我們現在身處之境是如何地局限。畢竟，官商勾 結都只不過是這個主流世界失去想像和希望的一個表徵罷了。重尋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真正需要，重建種種被遺忘、被壓抑、被低貶的生活/生命技能/技巧，讓幫 助、關懷、人道、負責、尊嚴的自主含意重現，不用財團及統治機制挪用去作粉飾昇平之用--這才是我們作為短暫的地球過客的一點倫理責任。

﹝思利治是一個三人小組，成員包括有機園丁、閣樓書店店員和政策研究員。﹞

市區重建，誰的重建？

(本文原載《星島日報》，1997年1月6日)

近日傳媒又再報導有關市區重建的事件。 事緣政府宣佈引用收回官地條例協助土地發展公司收回旺角七街、灣仔太源街和油麻地雲南里等市區重建地區產業權。然而，從幾乎無日無之由土發、房屋協會、財 團或私人發展商所進行的舊樓/區重建計劃的數量看來，是次事件其實只是冰山一角。

舊區重建集中於市區裏較為破舊和環境惡劣的地區，區內的樓宇多屬戰前後舊樓。八十年代以前的本地市區重建計劃，無論是由房協或私人發展商所推行 的，規模都是較小的。踏入八十年代，由於經濟結構轉型和中上收入人士增加，優質市區商業樓宇和住宅的需求大幅上升，財團便希望在高漲的市區房地產市場興建 更多樓宇。又由於除了政府是最大的地主外，幾個大財團漸漸控制了香港可供發展的大部份土地，兩者的壟斷性定價（加上海內外投機者的抄賣）令市區地價和房地 產價格不斷被推高，政府和財團成為最大的受益者。因為這些原因，政府便鼓勵私人發展商重新發展舊區，並透過八七年根據法例成立、以自負營虧方式運作的土地 發展公司引入財團資本，為資本家尋覓有升值潛力的舊區，必要時配以「尚方寶劍」----收回官地條例----的行駛，「有效率」地執行促進「整體利益」的 都會計劃「神聖任務」。

市區重建製造各種問題

在此種大規模重建計劃進行的同時，也是舊區原居民惡夢的開始。小業主們或許還可以與土發/房協/私人 發展商有限度的討價還價，但租客卻往往只能被動的接受各種補償方案。這些方案又往往有太多使人不滿意的地方，例如安置單位內外的設施貧乏和規限過多、單位 離原區太遠（甚至到了新市鎮）、（「特惠」）現金津貼太少無法負擔私人樓宇的昂貴租金等，這些不足幾乎已變為公認的常識。

當然，單由私人發展商進行的市區重建是不會為租客提供任何安置的。租客只能獲得有限的法定賠償（並需要和單位內所有房東和租戶攤分），繼續在原區 另覓廉價床位/寓所，惜這類宿位又因重建致供應減少、需求增加而租金大增，也難保他/她們不會面對下一次重建的壓力，成為一個被踼來踼去的「人球」。 或者這些被踢走的租客被迫因而搬離原區，令其生活方式和社區關係一樣大受影響。那些居住於偕建單位（例如天台、閣樓和梯間等）的人士，更由於缺乏合法資 格，往往得不到任何補償。

想想住在舊區的各種租客很多時都是社會上最貧窮和最缺乏自我保護能力的人，他們竟在重建過程中失去住屋、原有的生活方式和尊嚴，這樣的慘 事發生在官方號稱能改善市民（誰?）生活質素的都會計劃中豈不是一個大笑話。為中上階級提供美倫美奐的優質樓宇和居住環境，但卻任由低收入人士忍受生活水 平的停留甚至倒退，這樣的「士紳化」（gentrification）所引致的住屋轉移不知算不算是種制度性歧視？

在此種情況下，原居民進行抗爭是十分自然的事。他們過去往往組織起來，向土發/房協/私人發展商爭取較合理的安置和/或賠償。社區組織者 的介入，加上傳媒（偶然間）的廣泛報導，又的確曾給予當局和發展商一定的壓力，迫使其改變各項補償條件。為了吸納反對的聲音，土發更於九三年決定資助一些 志願機構的專業社工隊向受影響居民提供各種個案工作服務，例如解釋重建程序、轉介、心理輔導、解決家庭糾紛、向土發反映居民的不滿等，從工作隊的目標評估 看來亦取得一定的成效。

居民被界定為被動客體

然而，在居民的需要逐漸被知識進一步再界定的同時，市區重建計劃由上而下的不平等權力關係卻越發得 不到輿論的應有關注。「市區重建」的「問題」和「解決方法」，竟慢慢地被建構為等同於「（妥善的）賠償和安置」，各類價值選擇（如：為誰重建？誰決定重建 後的社區內涵？應如何保護環境？）竟被壓縮為對有關所謂「公眾利益」的單一化論述的絕對崇拜。原來從一開始，受影響的居民在全個城市規劃/都會計劃/市區 重建中的身份，均被定性成是有待被馴服（勸服、制服、征服）的客體他者，其獨特性可以在「公眾利益」的名義下被淹沒和犧牲！

無論是土地發展公司條例或是城市規劃條例，均沒有清楚界定「公眾利益」一詞語，若在實踐上有關市區重建的組織又是由非民主方式產生（例如規劃委員會和土地發展公司）， 便有無盡的空間讓權力/資本集團以「正當理由」去剝削舊區居民和環境。過去幾十年香港政府便是以此堂皇籍口運用「適當」暴力去清拆木屋，以便空出大量市區土地讓資本家進行工商業發展，並透過新市鎮公共房屋計劃遷移大量廉價勞動人口，及令荒蕪的土地得以升值。 自八十年代開始的市區重建計劃進行至今，「公眾利益」的迷思也不斷地被試圖掩蓋著政府和財團的官商勾結、而舊區居民非但完全被剝奪了參與重建計劃的權利，其生活質素（例如居住、就業機會和鄰舍關係）又往往下降這個事實。

從這個角度觀之，社區組織者在重建計劃的（較後階段）介入，往往眼見重建計劃已經被拍板，在無法改變現實的情況下，只能被動的與居民一起處 理被硬生生製造出來的賠償和安置問題，被迫扮演一個補鑊者的角色，無奈地協助再生產市區重建的強勢邏輯。而一些完全摒棄集體行動的（被官方認可的）個案工 作手法，更可能無意間合理化了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並把政治經濟問題還原為個人適應問題。

建立公義的重建原則

目前市區重建的最大得益者，往往是政府和財團，但各種社會成本卻集中在舊區原居民身上， 如此的利益/成本分配，並不符合公義的原則。 我們極度需耍一些道德指引，讓整個市區重建得以在民間社會的公共空間受到理性的檢視，並藉此抗衡目前的經濟霸權（包括增長主義、擴張意識等）及糾正將人和環境貶為被支配物的不道德「發展」觀。

黎安國博士曾提到，合符公義的土地使用，必須令到每一個受影響的市民，有最大參與制定有關發展大計的權利和機會；他們理應可以在選擇維持原本的生活方式之餘，也能享有因房屋、社區服務設施等的改善帶來的福利，並活在一個自然生態得到保護的環境裏。 以此原則反省觀照，目前的市區重建起碼需要進行以下的根本性改革：

一、 必須確認舊區居民有發展計劃的決定權。 市區重建的最終問責對象，必須是舊區居民， 而不是任何的資本。所以，居民的意願、需要和各種生活習慣，是任何重建計劃的最重要考慮。 因而從一開始，當局就應設立各種法定途徑， 讓居民直接參與(輔以知識、資訊、技巧、財政上等協助)與計劃有關的各種決策、執行和評估事宜。目前由各法定機構和發展商所聘請的規劃人員，往往鮮有實地調查居民的需要，只以各種專業技術部署重建細則。 此種「工具理性」的作風，除了成為一種為權力/資本集團服務的意識形態外，並不能為舊區居民謀取應有的福利。

二、當然，若任何改革不涉及政經結構的改變，「參與」只會淪為空泛的口號，甚至成為增加制度認受性的工具。政府和公共組織進行體制上的民主改革、從速檢討土地、房屋和規劃政策等， 還是常常有效的老生常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