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歷架構的全天象觀

一種關於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論調，認為不同的國家體制和政策在面對資本的全球性流動下，均無可避免地漸趨一體化，以促進國際經濟競爭力為首要任務。在這個不 能逆轉之趨勢下，人力政策遂成為一枝獨秀，國民的技能水平以至其對「終身學習」的態度，將與維持國家的經濟成長有莫大的關係。

就「如何加快提昇勞動力的技能水平」這方面來說，近年多國﹝例如英國、澳洲、南非、紐西蘭等﹞的一項主要做法，是透過成立一套全國性的資歷架構，包括能力 標準、能力評核制度及能力認證制度。香港的教育統籌局便於2002年年底發表諮詢文件，建議設立資歷架構，於五年內實施，日後由公帑資助的院校所設計的課 程必須符合資歷名冊的要求。根據政府的建議，資歷架構會涵蓋主流教育、職業教育及持續教育界別內中三至博士程度的學歷。架構共分為七層，各層的學歷均以通 用指標加以界定。


評核帶動教學

筆者曾在官方舉辦的諮詢會中指出，整個資歷架構的核心，是直到現在仍為人所忽略的「由評核帶動教與學」的問題。根據諮詢文件，每一學歷均有其相應學分， 「如要釐定學分，便要確定相關課程的成效標準及其組成部分。換言之，『學習成果 + 評核準則 = 成效標準』。成效標準是資歷架構的發展基石。」；更指「就一項學習經驗所得的成果必須是可以評核的」。這種對可評核性的堅持恐怕是一種過時的行為主義式執 著，認為所有可被接受的學習經驗必須是可被操縱、控制和預計、而其成果必須是可被觀察、量度和評估的。這種強調「成果」、「評核」、「表現」的觀念不但低 貶了「過程」、「學習」、「知識」本身的價值；在培訓機構產出與政府撥款掛勾的情況下，更會大大限制教與學之間的互動，使教學活動變相淪為一堆堆割裂的指 定動作，目的是使學員通過一個又一個由他者界定的、只與某個工種有關的能力標準測試。


企業支配教育

整套有關能力評核的話語的終極關注，其實就是要使教育完全從屬於工商企業的需要，也就是要讓資本家完全掌控教育的「產品」的「品質」，可以預期這勢將造成 教育的職業化及職業教育的狹窄化。猶記得當日有關教育改革的爭論中，有著名企業家就曾說：僱主是畢業生的「最終用家」，故此他們才有資格談教育目標。﹝ 《信報》，一九九九年二月五日﹞。在整個資歷架構制度的設計和推行中，使處處看到職業教育訓練由企業主導的局面。最明顯是幾個試驗性質的行業委員會﹝行業 委員會是負責釐定所屬行業各級別的學習成效的機構﹞中，已看到企業代表佔據絕大部份席位，而培訓機構及工會代表只屬少數。由於僱主一般只關注僱員的表現是 否能提高工作場所職位的產出，若這些委員會由企業主導，職業技能的界定恐怕會變得過份瑣碎，造成工作的機械化和事工化，方面管理上的層級控制，不利於工人 的職志發展。在這種脈絡下就算引入「批判性思考能力」、「溝通能力」等所謂「通識」能力，難免又只是根據「職場『良好』僱員」所需之「人格套餐」加以定 義，把評估和調控範圍擴張至語言溝通和人際互動。若是如此，對勞動/工作與社區/社會之相互關係的真正批判省察，恐怕只會隔離到職業教育以外。

猶記得根據政府於2000年的人力報告，五年內文員職位將受到辦公室自動化所威脅而萎縮，其他較低階職位包括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人員、工藝及有關人員、機 器和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和非技術工人最常遇到的「挑戰」並不是如專業或經理級職位般「增加使用電腦及其他儀器」或「職位要求提高」，而是「人工減少」。四 年過去，香港貧富懸殊有增無減，所謂「新經濟」的「額外就業機會」及「新的技能需求」﹝及伴隨的自主感和滿足感﹞的受惠者其實只落在少數企業「核心」份子 手上，對二百多萬的一般基層工人來說，不是忍受向下的社會流動，就只能繼續在勞動條件每況愈下、缺乏職業福利和保障的次等勞動力市場劇烈處境下掙扎求存， 而政府卻不在增撥基層教育資源、規管過長工時等方面作出任何承諾。從這個角度觀之，或許諮詢文件所謂「清晰的進修途徑…自行制定進修藍圖，提升本身的技能 及終身學習」只是一個全天象觀的營造，呼籲大多數人去觀賞和模仿少數建制精英的經驗/標準，然後接受被不斷排拒和邊緣化的現實。

職位錯配還是政策誤置？

─短評政府人力資源報告

(本文原載《香港經濟日報》, 2000-12-07。(編輯打標題為：「基層吊鹽水 政府是黑手」) )

政府終於於較早前公布兩份人力資源研究的主要結果，推算至五年後，專上程度以上的人力供應會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指「職位要求和工人學歷之間出現錯配的情況」、「妨礙香港逐步轉型為以知識為本的經濟體系」，認為「最重要是令低技術及教育水平的工人明白到他們必須努力不懈地提升自己的技能。」

在人力政策和社會政策的課題內，今天相信已沒有多少人滿足於新右派「減低勞動保障=解決就業問題」的簡單政治口號；特別在全球化的情境下，各地政府為了吸引跨國資本而推動的市場化政策﹝包括削減給付勞工的社會工資、解除對勞動力市場的規管等﹞，往往只是加劇了當地的貧富懸殊和環境破壞，反而摧毀社會的持續發展，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因此，有人就認為發展整體社會競爭力應該從改進勞工的人力資本質素、提供職業教育機會開始，以創建「終身學習文化」作為消除就業問題和發展經濟的基礎。


以發展為主導的政策前提下，培訓更多專門人才以配合科技更新取替的趨勢自然無可厚非；但是以此作為處理工人的就業問題的基本策略，卻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政府既不想加強失業保障，又不願意增加對勞動力市場的介入﹝包括制訂最低工資﹞，剩下來解決工人就業問題的方法，便是強調要改善個人的就業條件，否則淪為妨礙經濟轉型的絆腳石。

諷刺的是上述其中一份報告同時指出，學歷越低的中年僱員越少機會得到企業提供培訓的機會。當每周工時超過六十小時以上者達六十萬人、而願意向低階僱員提供培訓的僱主又寥寥可數時，政府既不打算採取措施規限過長工時，更連「研究」立法規定有薪培訓假期都不願意時，基層工人能夠從長時間工作中釋放出來參與職業教育課程者相信極為有限，更遑論能於短時間內大幅提高文憑資格和晉陞機會。「妨礙香港逐步轉型」的罪魁禍首，恐怕是對低下層市民充滿壓抑性的職業結構和僱傭關係，而不是一如「個人質素論」者所言。

除了帶有道德譴責受害者的意味外，官員的言論並沒有促進社會反思以下的基本問題：什麼是知識型經濟？它是在怎樣的社會條件下構成的？有足夠合理職位分配給所有就業人士嗎？根據政府的報告，未來五年具有較佳就業前景的經理及行政人員、專業和輔助專業人員職位將佔去新增職位的八成，而從事文員、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人員、工藝及有關人員、機器和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和非技術工人的就業人士仍達二百萬人，佔總體就業人數六成。另一方面，文員職位將受到辦公室自動化所威脅而萎縮，其他低階職位最常遇到的「挑戰」並不是如專業或經理級職位般「增加使用電腦及其他儀器」或「職位要求提高」，而是「人工減少」。可見所謂「新經濟」的「額外就業機會」﹝及伴隨的自主感和滿足感﹞的受惠者其實只落在具有職業文憑資格的建制精英手上，對仍屬大多數的一般基層工人來說，不是接受向下的社會流動，就只能繼續在勞動條件每下愈況和缺乏職業福利和保障的次等勞動力市場劇烈處境下掙扎求存。所謂「新經濟」恐怕只是過往兩極化的經濟發展格局的延續和強化而矣。

政府經常假設只要工人改善自己的職業技能，市場機制便自然能夠確保其獲得僱主聘用，然後進而改善生活環境。筆者認識的一名熟手車衣女工便因工廠北移而失業，接受辦公室助理的再培訓後卻成為清潔女工，月入只有四千多元，後來又再遇上失業，現正接受大廈看更的再培訓。這些例子對今天不少中年工友其實絕不新鮮。對這批缺乏政治力量的工人來說，「職業培訓、持續進修、終身學習」的過程恐怕將不斷循環重覆，真正意義可能是要接受在勞動力市場上被不斷排拒和邊緣化的現實，以適應對低階僱員來說企業僱傭制度越發彈散化的趨勢，而政府近年大力推動的外判化及非公營化政策和削減社會福利等措施更為這種趨勢推波助瀾。

倘若所謂知識型經濟本身就帶有不平等的性質，把就業問題歸咎於個人的可僱性的官方話語，無形中淡化勞動力場既存的區隔和二元分化。把就業政策約化為各類培訓計劃，也正好反映政府在合理職位的創造、全民社會保障等重要課題上的缺席。今天我們最需要的是踏實地回應基層工人就業處境、困難和需要的社會政策，否則，工人的主體性恐怕只會再次在經濟發展的大?述下遭淹沒。